當今時代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全球人才流動、全球人才競爭是當今和未來人才培養的重要特征。全球化在影響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塑造并改變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高等教育被全球化的浪潮卷入到一個全新的開放環境中。正如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所說，“全球化是21世紀的關鍵現實，已經深刻影響了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大學和政府為應對全球化而實施各種政策和計劃的行動”。段世飛所著的《國際精英：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一書，以庫恩的“范式理論”為分析框架，系統考察了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歷史演進、實踐模式以及內在邏輯。該書本質上反映的是知識生產范式從民族國家框架向全球網絡體系的嬗變過程，這一嬗變既遵循了庫恩所揭示的范式革命普遍規律，又凸顯出高等教育作為文化權力載體的特殊屬性。

范式演進：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歷史脈絡

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歷史演進折射出高等教育與國家發展之間復雜而深刻的互動關系。這段歷史不禁觸發讀者思考：當我們將人才培養置于國際化視野下時，究竟在追求什么？是單純的知識傳播，還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影響力構建？

從最初的模仿歐洲模式到逐步形成獨具特色的培養體系，美國頂尖大學的國際化進程始終伴隨著明確的國家戰略意圖。這種將教育發展與國家利益緊密結合的做法令人深思。在當今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已不再是簡單的學術交流，而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經驗表明，成功的國際化人才培養不僅需要開放包容的學術環境，更需要清晰的國家定位和長遠規劃。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二戰”后將國際化人才培養提升至國家安全戰略高度的做法。這種危機意識下的教育變革，展現了高等教育應對時代挑戰的獨特價值。當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內涵與意義。當數字技術打破地理界限，當多元文化碰撞日益頻繁，傳統的國際化模式是否也需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真正的國際化人才培養不應止步于技術層面的模仿，而應著眼于文化理解與創新能力的培養。美國經驗給我們的啟示在于，既要保持開放學習的態度，又要堅持自主創新的精神；既要吸收國際先進經驗，又要立足本國實際需求。這種平衡與取舍，正是每個國家在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核心命題。

三維解析：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具體范式

該書的核心貢獻在于提煉出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的“三維范式”，并深入分析了其運行機制。這一模式的價值理念呈現出明顯的雙重性特征：美國一方面標榜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領導者，另一方面又隱含著文化輸出的深層意圖。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培養方案為例，課程設置強調“全球治理”，但細究案例教學的內容選擇和價值導向，不難發現其中滲透著特定的意識形態傾向。這種理念上的張力，實際上反映了經濟全球化時代高等教育面臨的普遍困境——如何在促進跨文化交流的同時避免文化霸權。

從實施機制來看，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最顯著的特點在于構建了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治理網絡。富布萊特項目等政府資助計劃、企業主導的國際實習項目、高校自主的課程國際化舉措，形成了一個立體化的支持體系。多方參與雖然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但也帶來了目標協調的挑戰。不同主體間的利益訴求并不總是一致，政府關注國家安全利益，企業追求人才即用性，而大學則更看重學術價值，這種差異導致在具體實踐中常出現微妙的博弈。

在培養方案的執行層面，美國頂尖大學將專業能力與全球素養有機融合的做法頗具借鑒意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全球核心課程”設置尤其值得關注，它不是簡單地增設國際關系課程，而是將全球視野融入各學科的基礎教學中。這種設計反映了美國高校對“國際化”概念的深層次理解，國際化不是知識的簡單疊加，而是思維方式的根本重構。然而，這種模式對師資隊伍的質量和課程體系的靈活性提出了極高要求，其背后的資源投入和組織變革往往容易被忽視。

批判與啟示：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路徑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與本土化訴求的雙重夾擊下，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該書深刻地揭示出，國際化不是簡單的模式移植，而是一場涉及教育理念、文化認同與制度創新的深刻變革。

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應首先警惕“新殖民主義”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從我國改革發展實踐中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大學的國際化人才培養不能簡單復制西方模式，而需立足本土文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話語體系。我國應在借鑒吸收美國頂尖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經驗的基礎上，創建獨特的一流大學國際化人才培養范式、理念、框架和規范。

其次，應加強“深度國際化”而非“表面國際化”。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存在重形式輕實質的傾向，將國際化簡單等同于留學生規模、英語課程或國際合作數量等量化指標。這種“表面國際化”雖能提升高校國際化排名，卻難以培養學生真正的全球勝任力。深度國際化應當超越指標思維，著力提升學生的跨文化理解力、全球問題解決能力和倫理責任意識。通過創設深度跨文化對話的校園環境，培養既扎根本土又胸懷天下的國際化人才。

美國“政—產—學”協同模式的成功，揭示了國際化人才培養的系統性特征。但中國的制度創新需要立足本國實際：政府應當扮演戰略引領者角色，而非具體操作者；企業要超越功利主義思維，真正參與人才培養；高校則需保持教育定力，避免在市場化浪潮中迷失方向。最理想的模式是構建一個動態平衡的生態系統，各方既各司其職，又能形成合力。

在討論國際化時，我們常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陷阱，要么全盤西化，要么故步自封。實際上，國際化與本土化并非對立矛盾。中國高等教育應該追求“全球本土化”，在全球視野中定位本土價值，在本土實踐中回應全球挑戰。這種辯證思維，或許能幫助我們走出一條獨特的國際化之路。

該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其翔實的案例分析和理論建構，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批判性視角。在全球思潮劇烈震蕩的今天，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是放下“追趕者”的焦慮，以更從容的姿態構建既能融匯人類文明精華，又能滋養本土文化根脈的教育生態。中國高等教育需要吸收美國頂尖大學的經驗，但更應該超越其局限，探索一條真正包容、平等、可持續的國際化路徑。

（作者：眭依凡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