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對方言問題的注意和探討非常早，由此逐漸形成了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根據漢代應劭《風俗通義·序》中的追記，遠在周秦時期就有了制度性方言調查。至西漢末年，揚雄憑一己之力耗時27年編成了《方言》一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方言學著作，開辟了方言地理的研究先河。此后各個時期都有方言研究成果產生，它們散見于各類經籍傳注、辭書、筆記等類型的文獻中，并在不同時代呈現不同的研究重點和特點。近年來，漢語歷史方言學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古代方言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也得到廣泛關注。
中國古代方言研究既有優良的研究傳統，也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古代方言學研究重綜合、重人文，涉及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具有較強的跨學科屬性，這就使那些具體的古代方言研究成果具備寬口徑應用轉化的基礎。比如，正在建設的“中國方志方言詞匯數據庫”就是利用這一特性進行應用轉化。它依托大數據時代的文獻數字化手段，使研究者可以從數據庫中方便地提取同一方言詞在相鄰的區、片、小片、點的復現率以及同一方言詞在不同方言中的共現率等數據，便于研究方言分區、方言溯源、方言擴散、方言比較、形音義、語言接觸、移民現象等多方面的問題。弘揚古代方言研究的傳統和理念，有助于中國語言學科更加精準地對接新文科建設，促進多學科交叉與深度融合，有利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語言和文化是共生關系，方言作為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豐富的地域歷史文化信息。近年來，隨著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推進，方言文化現象作為一個整體進入調查研究的視野，得到記錄、保存和呈現，產出了《中國方言民俗圖典》《中國語言文化典藏》等代表性成果，集中保存和展示了一大批方言文化資源。如何充分利用這些資源，發掘它們蘊含的文化信息，加深人們對地域文化的認知和理解，是一項重要的時代課題。其中，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能夠發揮多種作用。
一是為語言文化研究提供豐富的基礎資料。以《古代方言學文獻叢刊》第一輯《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為例，該書全面系統地調查了7000余種舊方志，對其中所見的966種方言文獻進行了整理，收集了35000多條方俗詞語及釋義信息、10000多條方音信息，這些音義資源對推進古代方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文獻記錄的各地方言詞匯、習語等也反映出古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蘊含著大量的特色信息。例如，根據文獻記載，蜘蛛在中國古代又有“喜母”“喜（蟢）子”“親客”等稱名，這些都與民俗中蜘蛛兆喜的觀念有關。蜘蛛當然不會有所謂兆喜的靈性，之所以會有如此關聯，是因為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家有宴集、節慶等喜事，必灑掃屋宇，清除積垢。這種情況下，那些深藏于屋角、房梁間的蜘蛛自然就更容易被看到，或拂人臉，或著人衣。久而久之，在人們的觀念中，蜘蛛與喜事就被關聯起來，形成蜘蛛兆喜的觀念。類似這種倒為因果的聯想，是中國民間動物先兆觀念中蘊含的一種頗為普遍的傾向。蜘蛛的一系列古代方言稱名，對這種文化心理起到了很好的互解互證作用。
二是為歷史文化研究提供堅實佐證。方言文化研究的輻射范圍極廣，與歷史地理、移民、文化交流、文學創作等諸多方面的關系都很密切。例如，《宋書·樂志》記載：“《白纻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纻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纻，疑白緒即白纻也。”這則材料表明，根據舞辭中的方言特色可以判別舞蹈的地域屬性，而且古人已深知其理，這則材料本身也是方言研究與地方戲曲研究相結合的早期例證。
三是為跨時域探索文化心理的共通性提供重要支撐。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圍繞同一事物形成的方言稱謂往往多種多樣，背后驅動命名選擇的文化心理卻時可相通。這些跨時域形成的同實異名，常常能在名原理據方面相互參照，使相關研究有效避免主觀牽合，有助于得出科學可信的結論。揚雄《方言》卷11收錄了“蚨虶”一詞。這是蚰蜒這種昆蟲的別名，其命名理據讓人頗為費解，過往注家也均未涉及。通過廣泛查閱歷代方言學資料，可以發現民國時期《天津志略》等文獻中有諸如“蚰蜒曰錢串子”的記載，此類異名材料為“蚨虶”一詞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線索。“錢串子”的理據相對直觀，當是因這種昆蟲的體貌特征而得名，這也是一些方言中蜈蚣等類似體型的昆蟲也可被稱為“錢串子”的原因。而“蚨”作為錢幣的別稱，古書中多有記載。至于個中原委，《太平御覽》卷950引漢劉安《淮南萬畢術》中的一段記載解說得較為詳細：古人認為青蚨這種小蟲如果捉去其子蟲，母蟲就自動飛來；而將青蚨的血涂在錢上，可以稱為子母錢，用子錢或母錢買東西后，其他的錢就可自動飛回與其母錢或子錢團聚；因此后人借之以代稱錢。文獻中還可見諸如京蚨指京錢、洋蚨指洋錢、番蚨指番銀等情況。至于“虶”，則與“紆”為同源，“紆”可指繩索，這在曹魏時期的《廣雅·釋詁》中就能見到解釋。因此，蚰蜒被稱作“蚨虶”，正猶如稱其為“錢串子”。
語言認同和文化認同是一體兩面，它們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不斷確立語言認同與文化認同，正是不斷提升民族認同的有效途徑。語言文化是一種“根”，它先于具體的個體，通過民族特性得以遺傳。個體在社會化之后，生活于這種語言文化情境之中，能夠很自然地融入這種歷史連續性。研究中國古代方言學，能夠加強人們對不同層次語言文化關聯性的理解，從而有效促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事實上，早在《方言》一書中，揚雄就用“通語”概念將各地方言包括民族語貫通起來，揭示了漢語“方貫于同”的基本規律，這一規律的揭示影響深遠。同時，以《方言》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的編纂，也在客觀上為基于通用語認同下的語言多樣性共存奠定了基礎。語言認同是語言和諧發展的結果，語言的和諧發展會突出不同群體之間語言文化的多樣性，語言的社會整合功能也能發揮作用：通用語既可擴大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互鑒，又可使不同群體獲得身份認同。對此，我們應清醒而明晰地認識到古代方言研究在強化語言文化認同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文獻方言學史”（24VJXT015）階段性成果）
（作者：游帥 華學誠 北京語言大學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研究員；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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