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尹漢寧剛剛出版的著作《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40余萬字，沉甸甸的。著作分“緒論篇”“歷程分析篇”“專題研究篇”和“總論篇”四大篇目，共計20章。花了一周時間讀完，感想甚多，很難在一篇短文中完整地表達出來。尹漢寧很是謙虛，說這本書是“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但我的感覺剛好相反，覺得他在花大力氣做我們這幾代人必須做、也能夠做的事情，那就是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經濟學。
近年來，我自己也在做同樣性質的思考和研究工作，因此這里想就這本書，結合我自己的一些研究，談一些感想。
當前在國內經濟學界，諸多學者沒有認識到構建中國的經濟學之必要性和可能性。完全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學者，更是如此。在他們看來，“量化”和“數學化”的方法論是經濟學主流，因此，經濟學也如物理學一般，不分東西和國別。近代以來，經濟學產生和發展于西方，自西方再傳播到世界各地。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西方一直認為其經濟學是“普世的”，接受國的學者們也認為西方經濟學是適用于世界各地的。
盡管表面上，經濟學越來越“科學化”了，但卻離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越來越遠，甚至毫不相關。這個情況在西方也是如此。多年來，一直存在“商學院與商業無關”和“經濟學與經濟無關”等說法。在經濟政策領域，如果忽視自身需要，照搬他國經濟政策，恐怕會帶來巨大的損失。智利軍人政府期間照搬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給該國帶來損失，就是典型案例。
在此背景下，尹漢寧的著作，從幾個方面為我們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經濟學提供了具有價值的啟迪。我認為，其最大的貢獻在于方法論，即把時空意識帶入了經濟學的建構當中。
時空觀并不否認經濟學的普遍性質，但必須意識到：第一，只有在所有地方都發現某一經濟運行規則的時候，才可以說這一規則具有普遍性，例如供求關系和“物以稀為貴”等現象。第二，經濟學具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潛入在特殊實踐之中的，一旦離開了特殊性，普遍性就變得毫無意義。第三，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看，經濟學的普遍性與一個具體經濟體之間的關系，猶如山的高度與其氧氣含量之間的關系，山越高，氧氣越稀薄，越是深入一個經濟體內部，經濟學的普遍性就變得越不顯著。第四，正是因為“普遍性”嵌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普遍性應當是一個經濟體自身變化的內在需求，而不能由外力強制推行，否則不僅不可持續，最終還會失敗，“華盛頓共識”便是如此。
在尹漢寧的著作中，時空意識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歷史性。所有經濟學都具有歷史性。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都產生了符合那個時代的經濟學。拿著產生于農業社會的經濟學來解釋后工業社會的經濟現象是荒唐的，拿著后工業社會的經濟學去解釋農業社會的現象同樣也是荒唐的。今天，隨著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所有傳統經濟學都面臨挑戰。
第二，國別性。《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對經濟學的“國別性”討論甚多。經濟學的“國別性”本是常識，但現在需要花費筆墨來解釋，就說明部分學者的認知存在問題。重農學派產生于法國，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產生于英國，李斯特的經濟學產生于德國，漢密爾頓的經濟學產生于美國……這些都是本應自明的。更為重要的是，各國經濟學的產生都是為了解決該國當時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如果不承認經濟學的國別性，那么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從何而來？只有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才被賦予了所謂的“普世性”。但歷史已證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相關政策只流行于英美等國，并沒有普遍的適用性。很多學者沉醉于其理論的“優美”，卻忘了其產生的背景。
第三，問題導向性。《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花了大量篇幅對一些重要經濟專題進行論述和研究，發現所有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其理論都是建立在他（她）所處的時代、所在的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基礎之上的。因為直面具體的經濟問題（或現象），提出了有效的解釋（或解決方案），一個經濟學家的理論才具有了普遍性。結論很明確，如果一個中國經濟學者不能直面中國的經濟問題（或現象），不能有效地解釋問題（或提供解決方案），那么很難說他（她）能夠構建有效的經濟理論。
除上述三點外，《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對經濟學方法論發展變化的討論，也具有啟發意義。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原因是基于經濟學的方法論。在自然科學里，因果關系是確定的。在經濟學中，學者們也追求那種類似自然科學的科學性。學者們過度追求方法論之“美”，往往會導致幾個明顯的缺陷。試舉幾個：其一，簡約化，把經濟學簡約成為幾點原則，但現實并非如此。其二，設定太多的“假如”，在這些“假如”都成立的前提下，經濟學者所論述的因果才會出現。不過，現實不是真空，大多“假如”都成立的情況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其三，今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轉向了數學，這一趨勢促成了經濟學和現實經濟愈發不相關。其四，把經濟和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分離開來。在任何地方，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都是深度嵌入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之中的，從來不存在一個可以和社會分離開來的抽象經濟體。生硬地把經濟活動和其他社會生活“脫嵌”，把經濟視為一個完全“自治”的領域，只會導致經濟學“失靈”，不能解釋現實情況。
在《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推出之前，也有學者構建過基于中國經驗之上的經濟學，如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就很是典型。尹漢寧的研究，亦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工作。所以，在我看來，盡管《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學》已頗為厚實，但我仍然期待它只是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的一個部分，望它的出版能玉成更多諸如此類的論著。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光明日報》（2024年11月16日 12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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