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與人發生深刻聯系的動物不在少數。但其中被馴化程度最高，且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具有“食物來源”之外重大意義的動物，其實相對有限。其中突出者，當屬馬、貓和狗。而三種動物里，又以狗在人類情感體驗中的定位最為繁復——有的人喜歡狗，有的人厭惡狗，還有的人對狗是“又愛又怕”。與此同時，狗在近現代人類社會運作中充當的角色，也遠比馬、貓等其他動物豐富——雪橇犬、緝毒犬、搜爆犬、撫慰犬、導盲犬……可以說，狗方方面面的優長都得到了人類的重視，早已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可靠伙伴。

由此，當我們審視歷史上人犬關系變遷之時，我們所能看到的，不獨是簡單劃一的“管理史”，還有人與狗之間持續交互漸進構成的，基于跨物種情感與價值觀念的“情感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譯著《狗狗都市觀：犬與人類如何共同打造現代紐約、倫敦和巴黎》（以下簡稱《狗狗都市觀》），就系統討論了“情感史”視閾中的都市人犬關系，繪寫了一幅流淌著多元情感的“大城小狗”歷史長卷。

《狗狗都市觀》的敘事視野，集中在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宏觀地看，這是世界城市史上劇變頻出的轉型期。縮小至都市中人犬關系的范疇，該時段也是人犬關系從農業社會模式過渡到工業（城市）社會模式的關鍵轉型期。不同于今日都市人犬關系建設更多關注“寵物友好”總綱下的陪伴心理與消費文化，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的都市人犬關系，首先要歷史地解決一道難題：怎樣讓初入城市環境的狗改換“現代”面目、融入“城市”語境，使之不會與霓虹燈下的現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甚或有礙于城市平穩運轉。圍繞這一目標，兩方面“情感”建設，被推到了現代城市中人犬關系重構的舞臺中央。

首先是弭平恐懼。有一種千百年來令人聞風喪膽的傳染病——狂犬病，被19世紀的歐洲人稱作“死亡之吻”。19世紀至20世紀初，世界范圍內不少都市，都嘗試通過檢驗登記、項圈嘴套、撲殺野犬等“管控措施”來減少狂犬傷人風險。雖然相關嘗試良莠不齊，但客觀地看，這些措施對當時市民降低對城市中“健康狗”的恐懼，起到了一定的撫慰作用。當然，上述“管控措施”只能“治標”，無法“治本”，唯有覓得高效阻遏狂犬病的良方，才能真正幫助更多都市居民走出“恐犬”陰霾。1885年，路易斯?巴斯德研發的狂犬疫苗宣告成功，防治狂犬病的天際晨曦微露。一如作者論斷，巴斯德狂犬疫苗作為一種“遏制狂犬病潛在致命威脅”的可行方案，能“消弭（恐懼狂犬病造成的）情感影響”，而“這點對狗狗都會的出現至關重要”。

其次是重建價值。在歷史步伐邁入近代門檻之前，狗之于人類的農耕與狩獵，有著直接而深長的價值。然而，這層綿延數千年之久的“農業合作”關系，在近代城市化浪潮中瞬間“失音”。由此，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的都市文明，亟需從狗身上開掘出適宜現代城市的“勝任點”，進而使脫離農事生產的狗，在現代城市中獲得更廣泛而穩固的定位。《狗狗都市觀》追溯了警犬“在充滿不安情緒的現代都會中，站出來保護、幫助”市民的歷史。通過磨合試驗，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支持城市配備警犬，希望借助這些“新型護衛犬”的“思維能力、勇氣、忠誠以及強健力量”，有力地震懾犯罪分子，鞏固市民的安居之心。警犬案例也表明，狗本身具有的潛在“暴力”并不只導向撕咬路人、誘發狂犬病等負面結果，也完全可能化為人類社會認可的“忠勇”氣概，守護一方平安。而左右潛在“暴力”是“傷人”還是“護人”的，并非狗本身，乃是人在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也表明，“狗不教”，歸根結底還是“人之過”，正如《狗狗都市觀》作者引用的19世紀寵物狗養育指南所言，“狗主人應認真訓練他們的狗狗，以此拉近人與狗的聯系”。

站在近代城市史的延長線上，《狗狗都市觀》也叮嚀今人：我們身處的現代城市不單是“人的城市”，現代城市的情感與精神，亦不可拘囿于人的“一己之情”。縱然城市是有別于鄉村的空間，但人類漫長農業社會中反復磨礪的“自然情感”，特別是人與身邊其他動物的互相信賴、親近、交融，不應消泯于城市之中。現代都市文明愈是昌明進步，她的“自然情感”也愈當不斷抬升。從都市中的人犬“情感史”出發，我們或可暢想一種更有益于市民精神發展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城市文明。

（作者：楊恩路 單位：中共廈門市委黨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