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先生多年來筆耕不輟，近期出版的《中國史學的考析與評判》一書展示了作者十余年來的學術史研究所得，體現了作者奮勉求索開拓新境的治學精神，給人以諸多啟發，誠所謂“總計文章老更成，立言長使世俗驚”。
觀念獨到融通。作者專力于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如何在新時期更好地建設和發展這一學科是其多年持續思考的主要問題，并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進行了探討。《試論史學理論學術體系的建設》通過對中西史學做貫通性宏觀比較，指出區分歷史與史學、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是中國史學的理論優勢，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史學理論研究應打破西方史學套路，建設中國自主的史學理論體系。其內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史學本體論，探討歷史學的本質、歷史學發展有無規律等根本性問題；二是史學認識論，這是史學理論的核心內容，而檢驗歷史認識的唯一標準是史學界在求真求是理念下共同進行的史學學術實踐；三是史學方法論，不能僅談研究歷史的具體技能，必須將治史方法概括、提升至理論層面，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系統與層次的分析方法才是歷史研究的根本方法。顯然，作者借鑒了學界已有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分法，但體系性的宏觀整體思考則獨具匠心。
《中國史學史學科體系的思考》《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東亞視域》《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與中外史學比較》《試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穿透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和《構筑中國史學史的學術高地》等文章，提出中國史學史研究有三大任務、八項內容；史學發展的內在矛盾是撰史求真準則與史學致用觀念之間的矛盾，二者對立統一并貫穿于中國史學發展歷程之中；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兩條相互聯系的發展軌道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獨到特點，也是其連續不斷、繁榮興盛的主要原因；中國史學史研究要打開眼界，加強中西史學交流與比較的探索；史學史研究應發揮其學術穿透力，跨出專業范圍審視一般的歷史研究，成為一個學術高地；等等，都已形成作者獨到的史學史學科建設觀念。
考析評判新見迭出。本書考析深微，評判精到。如考析中國史學產生的具體時間；考證《越絕書》成書的具體年代；考論《左傳》《國語》被漢代劉歆竄亂的事實；揭示康熙帝與其祖母孝莊太皇太后的關系乃是溫情掩蓋下的政治博弈；考察清朝《四庫全書》館隱沒明代《歷代通鑒輯覽》的陰暗動機與拙劣手段；考析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有組織性的作為等，均細致入微、鞭辟入里。
至于評判精到，如批評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揭示張蔭麟以默證法對顧頡剛的詰難，論雷海宗文化形態學說存在的問題，以及指出日本天皇“萬世一系”體制和日本很早就形成統一國家意識都受到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評判近代中日兩國在古史研討上受到政治擾動是很不合理的現象，等等，均為首發獨創，對相關研究向更深更高層次發展，具有推進意義。
在考析與評判之中，作者自覺將具體探討升華為理論認識，在理論創新方面提出一些頗有見地的思想認識。如作者以全面發展的觀點融通中西史學，提出原發性史學產生需要有三項基本社會條件的論斷；指出史學認同是中華民族重要的凝聚力；解析中國古代政治歷史觀的“三聯套”特色；認為傳統的“以史為鑒”觀念不適應當代中國；提出鑒定與整理新發現歷史文獻的四項學術規范；強調歷史知識普及工作必須將不同側面的史實不加隱瞞地予以敘述，不能剝奪群眾對完整歷史的知情權；提出在人類相互影響和文化聯系中，不應強調內因和外因的分別，文化影響力的大小才是值得考察的因素。
方法開示門徑。各篇富有濃郁方法論性質的內容使該書成為一部深刻的史學方法論著作，讀者特別是青年學子可以將此書作為學術研究的門徑與指導。
如關于《世本》的成書年代，沒有史料可以直接說明真實狀況，首先必須在研究方法上糾正偏謬不實的做法。為此，作者提出四條基本理念。眾所周知，中國傳世文獻中并非僅有《世本》存在這一問題，因此作者提出的理念也就具有可推廣的一般性、普遍性價值，對于考察同類問題具有極強的方法論意義。
默證法是學術研究中常用的一種方法，但不可隨意使用。作者以逐層深入、剝蕉至心的方式，從四個方面對運用默證法的規范進行了結構性、系統性的理論總結，為正確使用默證法提供了行動指南，也對發揚默證法整體考察問題的邏輯思路具有闡幽發微之功。
自“二重證據法”提出以來，學界幾乎將其視為公理性的方法論。作者層層剖析，指出其不過是以新出文字材料印證原有文字材料，實則應以求真求是的客觀態度對待新出史料，“能夠印證原有史料和結論者，固當印證之，而若可以否定原有材料和結論，亦當予以否定之”。這些論述，對于準確研判“二重證據法”具有啟示和警醒作用。
在評價雷海宗學術時，作者提出“學術功力是否深厚、邏輯理路是否縝密、治史態度是否客觀、論點論據是否確鑿”四條考察標準，也為讀者提供了反思前人學術實踐的鮮明例證。
那么，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治學路數又是從哪里得來的呢？在另一部著作《史學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后記”中，作者指出：“凡欲治學，讀書獲知須博，深思研討宜專，選取一方沃土，堅守開拓，精耕細作，即可取得系列性的豐碩成果。”至于“史學研究的理路，一是史實的考證，二是運用理論思維的闡釋和評論。精于其中一種就能夠業績優良，卓然自立，二者兼通更為理想。……本人治學初始，就自覺地在歷史考證和理論思維兩方面多所致力”。
在本書末篇，作者再次總結歸納自己的治學心得：一是堅守學術目標，不過多改變研究方向。二是重視理論學習，不斷提高和改進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掌握和運用辯證法，“辯證思維方法始終是我研究史學問題的利器”。三是掌握系統的專業知識，不能是東一點、西一點的斷片式樣。
顯然，這些總結明晰地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本書既是對其治學原則的實踐與檢驗，也完整展現了研究的理路：理論思維正確，方法運用得當，專業知識系統，恒心堅守開拓，深入精耕細作，即可達到比較理想的研究境界。
當然，該書還存在一些可議之處。例如，章學誠晚年曾花費很大精力的《史籍考》一書，是否如作者所說首先出于“周震榮倡修”，由于資料零散且時間線索不太清晰，值得進一步探索。對中日兩國官方史學近代轉型的比較研究，篇幅相對較小，令人有意猶未盡之感，不能獲得酣暢淋漓的閱讀享受；《對史料學、歷史文獻學與史學史關系的探析》一文共四節，其中第四節標題相對于全篇名稱來說，似可進一步推敲；另外作者的個別表述，如稱“對于這種大膽得不知深淺的人們，可發給一張‘愚不可及’的獎狀”，容易讓人產生調侃戲謔之嫌，是否適合嚴謹嚴肅的學術論文，或也值得考慮。
（作者：王嘉川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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