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界著力將政治話語轉化為學術話語，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理化研究闡釋更加精細，對重大時代問題的回應思考更加主動，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研究更加深入，呈現出積極發展態勢。

深入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

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習近平文化思想，迅速在理論學術界引發了學習研究熱潮。習近平文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實踐中開拓創新的重要體現，理論學術界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闡釋主要圍繞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義、學理化闡釋和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展開。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里程碑意義。高翔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貫通歷史、現實和未來，融通中國與世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刻洞察人類文明發展方向，在中華文明發展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金龍提出，將堅定文化自信作為文化建設的前提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文化自信為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精神支撐。文化自信是一種積極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形成傳承、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從中發掘新時代文化建設需要的文化資源、精神養分；才能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生成文化主體性，從而自主確立文化發展目標、選擇文化發展道路；才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形成推動文化建設、文化創新的精神動力。曲青山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文化思想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譜寫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新篇章，是“兩個結合”的重大成果。王博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開闊的歷史視野和世界視野映照下，立足新時代治國理政實踐，總結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論爭，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中形成的。以“兩個結合”的提出為標志，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放包容、守正創新等原創性觀點和標識性概念，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理論觀點的集中表達。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理化闡釋。郭建寧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兩個結合”的成果，也是“兩個結合”的典范。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標識性概念和引導性范疇，而且是“概念群”。從“兩個結合”的豐富內涵看，關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創新空間、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新的文化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一系列闡釋，令人耳目一新，構成了概念群。從“兩個結合”的重要意義看，是規律性的認識，是原創性的，是根本途徑，是必由之路，是最大法寶。多維度、多視角、多層面、全方位關于黨的理論創新成果重要性的定位，從而形成了“兩個結合”的敘事方式和話語體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日益明晰地展現出來。趙劍英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系統性地闡述了文化建設的各個方面，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各領域各部分間具有內在統一性，在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上環環相扣，構成了其文化思想的整體。張志強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視文化的重要作用，深刻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教化的政治作用的認識。中華文明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政治與教化、政治與倫理、政治與文化之間在共同目標之下相互支撐、相互成就的認識。政治與教化、倫理、文化之間互為手段與目的，共同打造出了天下文明的偉大格局。中華文明的這一特質高度契合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關于政治領導權與文化領導權關系的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化的基礎性作用的高度重視，是習近平總書記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激活和再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范。鄭敬斌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回答時代之問中不斷豐富理論內涵的。習近平總書記以強烈的問題意識，積極探索和遵循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客觀規律，關切人民群眾對于高品質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提出關于文化建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從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責任使命、功能價值等方面，科學回答了文化層面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聚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重大問題，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闡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發出了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最強音。學術界圍繞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問題，主要從“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現代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進行研究闡釋。

“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高翔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始終高度重視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始終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發中華民族精神的時代活力，不斷賦予民族精神新的時代內涵，把民族精神融入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理想，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滋養自己，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甄占民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孫正聿提出，在文化傳承發展中推進“第二個結合”，就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維護中華文化基本元素，強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創造性轉化，著力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勇于擔當的家國情懷，使之成為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活的靈魂”。鄒廣文提出，“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的歷史縱深、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蘊，使兩種彼此高度契合的文化存在樣態相互成就、融通創新。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文化新形態作為一種有機生命體，自覺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從而熔鑄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磅礴精神力量，使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得以鞏固并獲得新的生機。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實踐中，要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深入挖掘和提煉中華文化的智慧結晶和思想精華，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融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不斷增強中華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張亮提出，“第二個結合”之所以是現實的，就在于雙方的“結合”是積極的、生產性的，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其最新篇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讓馬克思主義充盈濃郁的中國味、在中國牢牢扎根，又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發鮮活的時代氣韻，成為現代的，最終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基礎上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新形態。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關系。吳曉明提出，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科學的劃時代發現，應當成為研究中華文化傳統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這樣的研究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使命，需要堅定文化自信，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又絕不意味著孤立主義和自我封閉，要秉持開放包容，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從而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豐子義認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一個重要目標和任務就是把我國由文化大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從“大”到“強”，關鍵是要使文化資源變為強國實力。要做好文化資源的轉化，要使文化資源轉化為國民素質、文化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楊耕提出，當代中國實踐活動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義就在于，在向世界的開放中，把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構成了一場前無古人、史無前例、具有特殊內涵的新的實踐活動。“三重變革”“三位一體”使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的關系，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內容，因而必將實現文明轉型，必將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內涵，必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運動中生成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現代”之所在，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之所在。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辛向陽提出，文明是現代化國家的顯著標志。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成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內涵。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要更加充分地激發億萬人民群眾的文明創造力；要秉持開放包容，在吸收借鑒中培育現代文明。吳根友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具有精神文化層面的獨立自主性。這一生命體在不斷生長發展過程中吐故納新，不斷實現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對于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我們要站在文化自覺的高度加以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社會實踐為新的文化生命體成長發展提供了豐富而具體的物質和精神生產生活方式。正是在這樣的物質和精神生產生活過程中，新的文化生命體不斷成長成熟、發展壯大。

在文明互鑒中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韓慶祥提出，同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特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對比世界諸文明，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統一時間最長的文明。同時，這種統一不是小國寡民式的統一，而是以廣袤地域、超大規模人口、多元民族和多樣性文化為基礎的“大一統”。同世界諸多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因而體現出不偏激、不極端的平和性，體現出“為而不爭”“利而不害”的和平性。袁祖社提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創造實踐，是一種民族性與世界性兼具的偉大事業，其核心與實質，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是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的這一特質的堅定堅持。中華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讓作為民族生存和發展之根與魂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發時代性活力，形成世界影響力和感召力。我們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從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中獲得啟發，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匯聚起磅礴力量。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何虎生提出，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歷史涵養了其鮮明的文化特質，又聚合形成了統一的理念體系。要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就要從整體上把握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與有機統一，厘清中華文明的歷史縱向、內涵發展以及貫穿特質，從而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發展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與科學社會主義

中國式現代化近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熱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學術界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進一步推進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化和學理化研究，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歷史意義和理論影響也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的年度熱點。

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化和學理化研究。韓震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在于，這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關于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既是理論概括，也是我們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實踐要求。也就是說，無論是從價值取向還是從實踐要求來說，中國式現代化都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吳忠民提出，從現代化道路的維度看，中國實現了現代化一般規律與中國具體國情兩者的契合。現代化有自身的一般規律，現代化一般規律同一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兩者必須實現契合，方能形成現實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一個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若不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就會由于缺少現代化的時代內容靶向成為自說自話者，而不可能得以推進。同樣，如果失去了對于具體國情的適應，現代化便會由于失去生長根基而難以推進。項久雨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高度耦合、系統集成的系統工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各個領域、各個環節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工程，必須站在整個國家的維度謀篇布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統籌兼顧中實現協調發展，在取長補短中提升整體效能，促使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群體都能均衡享受到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唐正東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對科學社會主義先進本質的體現，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大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它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的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創新性貢獻。高國希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是我們深刻理解黨的創新理論、在實踐基礎上繼續推進理論創新的基本點，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和極強的針對性。楊洪源提出，堅持系統觀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一，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于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余維海提出，當前國外共產黨之所以廣泛關注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包括國外共產黨在內的國際社會各界都無法忽視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帶來的影響。他們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解讀和研究，也是為了從中探尋中國成功的奧秘，為解決現代化發展這一世界性難題尋找良方。另一方面，國外共產黨自身出于開展革命斗爭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把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作為意識形態和輿論斗爭武器，以應對和批判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扭曲與污蔑，增強共產黨員和工人的斗爭信心。陶文昭提出，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具有階段性特征的歷史進程。從低潮走向復興是當前世界社會主義呈現的新特征、新態勢，意味著世界社會主義已經進入繼空想到科學、理論到實踐、一國到多國之后又一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球示范效應顯著增強，使具有500年歷史的社會主義主張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辟出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正確道路，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于更深歷史中累積，于更廣范圍內拓展，于更高層次上遞進，積極涌潮納流，經各大洲支流融匯交聚，成為激蕩全球的浩瀚洪波。

面向重大現實問題的基礎理論研究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成為本年度基礎理論研究推進的熱點和亮點，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則圍繞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性分析來展開。

推進中國自主哲學知識體系建設。劉曙光提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不僅是專業化、學科化，還應是專題化、以問題為導向，即以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以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以新的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新的問題為導向，回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求，多搞自主創新和綜合創新。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以嶄新的研究方法、范式取代舊的研究方法、范式，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從而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這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時代使命。孫正聿提出，中國自主哲學知識體系的“自主”，中國特色哲學的“特色”，就在于我們有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有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創造和延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從而形成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的“獨特優勢”和“深厚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構建中國自主哲學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臧峰宇提出，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構中國自主的哲學知識體系，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文化自信，基于不斷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回應社會發展、實踐探索、歷史前進對當代中國哲學創新的要求，建構面向世界的體現中國精神和時代精神的自主的哲學知識體系，呈現以清晰的概念和范疇為支撐的有思辨力的哲學理論，反映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艱辛歷程和實踐經驗，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光芒照亮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立足國際學術前沿，彰顯中國哲學研究的主體性和原創性，使中國自主的哲學知識體系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使引領時代的中國哲學更好走向世界，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哲學思想資源。

在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中理解數字社會。藍江提出，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下重新思考主體解放的可能性，我們可以通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和拉康的剩余快感學說，提出一種新的辯證邏輯，即數字資本主義下的剩余數據。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我們看到了萬物皆可數據化和被平臺算法過程過濾和篩選數據的過程，后一個過程讓前一個過程的大量數據淪為剩余數據。剩余數據是不符合數字資本牟利和控制邏輯的數據，而數字時代的主體解放正需要通過創造共享算法，讓這些剩余數據重新呈現，從而幫助人們擺脫數字資本主義的控制與奴役。謝亞洲提出，數字貨幣將貨幣的抽象統治權力延伸至數字空間，推動資本主義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面統攝。傳統貨幣體系的升級與數字貨幣形態的創新，都是資本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限擴大其統治權力的手段。未來的數字貨幣從發行到應用必將形成一個豐富的產業生態，看似自由的背后是更深層次的控制和奴役。正如當今互聯網金融所體現的那樣，資本借助于數字支付平臺的數據傳輸和處理功能，以算法的形式分析人們的投資偏好和消費水平。數字時代看似賦予我們更大的自由選擇權利，但是它從一開始就已經將我們的行為模式納入它的統治秩序中。張斌提出，數字資本成為新的規制者和權力擁有者，它在強化資本主義生產動能的同時，也在促進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不斷暴露。數字資本主義將積累效率和發展速度提升到一個全新高度，同時也不斷威脅著個人、社會、國家乃至全球的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繼而成為攪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化演繹的動力源之一。聶陽提出，與產業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對勞動的外在控制方式相比，數字資本對時間的控制和重構更具隱蔽性，人們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時間結構的催逼和強制，卻無法確切指認出究竟誰才是支配時間的真正主體。

反思與展望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顯著的時代特征、最鮮明的理論品質。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毋庸諱言，2023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還存在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闡釋碎片化、對重大現實問題的敏銳把握和深入思考不夠等問題，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滯后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實際發展的問題依然突出。我們認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要有一個大的發展，首先要加強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系統化和學理化研究；其次理論研究要堅持問題導向，善于將重大現實問題提煉轉化為理論研究的課題并作出有說服力的解答；最后要有理論自主意識和理論創新勇氣，從中國立場出發，運用中國理論解決中國問題，在理論創新中不斷破解時代新問題。

（執筆：驍鷙）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馬克思主義理論編輯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