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芃《中古上聲字在現代方言中的演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研究》）一書，首先對有關該題的研究背景進行了詳細介紹，繼而以大量篇幅對中古上聲字到現代方言的演變軌跡進行了全面展示，最后探討了中古上聲字的演變成因，并對中古上聲字在幾種方言區的演變異同作了比較，書末附有《中古濁上字在現代方言中的變化情況統計表》。全書涉及現代漢語官話、晉語、吳語、徽語、贛語、湘語、粵語、閩語、客家、平話和土話等10大方言區的310個方言點。通過比較與分析，著者按照聲母清濁的不同將中古上聲字在今漢語方言中的演變軌跡歸結如下：

第一，中古全濁上聲字在今漢語方言中的演變分為去聲、上聲、平聲三種類型。今音改讀為去聲，可稱為北京型。官話（北京等）、晉語、湘語、吳語、徽語、贛語、粵語、客語、閩語、平話和土話等區的部分方言屬于這種類型；今音仍讀上聲，可稱為溫州型。吳語、徽語、客語、閩語、平話和土話等區的部分方言屬于這種類型；今音改讀為平聲，可稱為萊州型。官話（膠遼官話等）、吳語、贛語、粵語、閩語等區的部分方言屬于這種類型。

以上三類所含方言區或不對立，但所涉方言點并不相同，所涉方言點的數量及字數也不相同，且各有例外。

第二，中古次濁上聲字在今漢語方言中大多數仍讀上聲。中古次濁上聲字在今漢語方言中大多數仍讀上聲，變為平、去聲的現象很少，無論官話方言還是非官話方言。今讀平聲相對較多的方言主要見于吳語、粵語及客家區，如連州（保安）、太平（仙源）、溧陽、信宜（錢排）、丹陽（城內）等方言。今讀去聲相對較多的方言主要也見于吳語、粵語及客語區，如嘉興、寶山（羅店）、無錫、衢州、從化（城內）、河源 、惠州等方言。

第三，中古輕音上聲字在今漢語方言中絕大多數字仍讀上聲。中古輕音上聲字在今漢語方言中絕大多數仍讀上聲，變為平、去聲的現象極少，無論官話方言還是非官話方言。今讀平聲相對較多的方言主要見于吳語區，如丹陽（城內）方言。今讀去聲相對較多的方言主要也見于吳語和湘語區，如嘉善、寧遠（清水橋）方言。

以上結論說明，從漢語中古到今方言，全濁上聲字演變為去聲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次濁、清音上聲字仍然保持上聲調具有絕對的普遍性，變為平聲或去聲屬于個別現象。

書中有關中古上聲字演變成因的討論，涉及調值相似度、連讀變調、聲母、語法、文字、移民等方面。有關中古上聲字在不同方言區演變異同的比較，共有三組，即贛語和客語的比較、平話和粵語的比較、客贛語和粵語的比較。和探討中古上聲字的演變軌跡一樣，這兩項研究亦均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判斷，材料翔實，條分縷析，論證廣泛而深入。

前人對漢語上聲字的演變情況做過不少研究，包括演變結果的調查、演變音理的分析、不同方言接觸的影響、官話方言演變結果對非官話方言的影響、移民對調類演變的影響等等。《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所做的進一步探討，力求全面揭示中古上聲字到今方言演變的面貌。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著者基本達到了這一目標，其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和此前的同類研究相比，《研究》的調查材料更為豐富周遍，研究內容更為全面系統，分析更為深入到位，所用方言點多達310個，遍及漢語十大方言區，故而結論無疑更為接近事實，不僅可以驗證前人的結論，且有補缺或糾正的作用。從書中舉證的事實來看，全濁上聲字的演變軌跡比較復雜，但演變的規律性、系統性都較強，其中變異普遍受到濁音清化、地域和方言接觸等因素的影響。另外，作者將前人研究上聲字的相關論著搜羅殆盡，一一列出，這給一般讀者帶來了極大方便，也為專家學者提供了重要參考。前人研究中古上聲字的論題、材料、方法和結論、中古上聲字在今方言中的演變結果、異同及分布等情況都可以通過這部書獲得。

當然，此書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深入思考，例如同屬吳語方言，在全濁上聲字今讀上、平、去聲的三種類型中都出現了，盡管三種類型所屬的吳語具體方言點并不相同，但形成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何在，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并給以解釋。再如，書中關于中古上聲字演變結果的分類，有些顯得過于瑣細，似可根據主次適當合并。

中古全濁上聲字多數何以會變為去聲字，且波及到所有方言區，前人做過許多研究。其中有觀點認為，調類合并是由于調值接近，全濁上聲字多數何以會變成去聲字自然是由于其調值與去聲調接近，這一變化首先發生在政治經濟發達的在北方官話區，后來由于政治中心南移（如南唐、南宋）、北人南遷（如唐末黃巢起義、北宋靖康之變導致北人南遷）。根據唐陽寧公、南陽釋處忠《元和韻譜》及唐時日本沙門安然《悉曇藏》所載日譯漢音關于漢語四聲調值的描寫，中古上聲與去聲的調值并不接近，故而筆者以為“全濁變去”另有其因。

漢語上聲字在先秦和去聲字一樣數量較少，正因為如此，清人段玉裁、今人王力先生主張古無去聲，近人黃侃則主張古無上聲。上、去聲字只是在漢以后才逐漸多了起來，其中去聲字的發展超過了上聲，在中古至今漢字中的占比均僅次于平聲。上聲字則在其后的發展中，由于破讀、全濁音消失、連讀變調等原因的影響，其數量一直處于弱勢。這從以下幾種材料中可以得到證明。在唐作藩《上古音手冊》一書中，共收上古字10075個，平、上、去（包括“長入”聲）、入聲字分別為4489、1887、1730、1969個。在《廣韻》中，共收中古字25333個，其中平、上、去、入聲字分別為9755、4806、5361、5411個。在《集韻》中，共收中古字53871個，其中平、上、去、入聲字分別為20187、10522、12106、11056個。在《中原音韻》中，共收近代字5741個，其中陰、陽、上、去聲字分別為1311、1489（來自入聲180個）、1250（來自入聲346個）、1691個（來自入聲208個）。在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中，共收上古字13880個，其中今音讀陰、陽、上、去聲者分別為3161、3843、2174、4702個。

和平、去聲字相比，上聲字的穩定性相對較差，尤其是全濁上聲字。上聲字穩定性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調值的特點。根據前人的描寫，中古上聲字的調值是個降升調，屬于曲折形，先降后升，類似于今北京話的上聲調。這類調值發音時氣流是非直線形的，不太方便，故容易改變。去聲的情況正好相反，是個降調，發音時氣流是直線形的，比較方便，故在漢以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無論是記錄新詞還是破讀，人們都樂于使用去聲。全濁音在古漢語中長期起著別義的作用，到了中古以后，由于復音詞的大量增加，漢語通過全濁音別義的特點被削弱乃至消失，自元代以后全濁音在多數方言中消失就是基于這種原因。和次濁音、清音相比，全濁音不夠穩定，其消失容易導致聲調改變。上聲字由于調值的原因本來就容易發生變化，全濁音的消失更加劇了這種變化。

上聲調改變的結果，按說也可以選擇平聲，但平聲字本來就多，如果繼續增加勢必影響別義，所以人們自然選擇了樂于使用的去聲（入聲在元代官話中已消失），這應該是全濁上聲字多數何以會變為去聲的主要原因。正像前人指出的那樣，“全濁變去”現象首先發生于官話中，受北人南遷等原因的影響，官話從北到南對非官話方言產生了重要影響，致使“全濁變去”成了漢語各方言普遍具有的特色。至于在部分方言中，中古全濁上聲字仍然保留上聲讀法或變成了平聲，這種現象應是音變例外或官話影響未及的結果。

官話對非官話聲調的影響包括兩項內容：一項是調值的影響，如今人學習普通話，嚴格按照普通話的調值模仿；另一項是調類的影響，調類發生改變而調值并不一定發生相應的改變，如南宋后官話平聲分化為陰陽兩類，繼而影響到方言的平聲也分化成了陰陽兩類，至于方言陰陽兩類的調值則并不一定同于官話。官話“全濁變去”對方言的影響主要也是對調類的影響，和調值的關系不大，各方言的調值自成系統，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否則不好解釋同樣是“全濁變去”，不同的方言，其去聲的調值何以會千差萬別？漢語方言都是通過調值對立的幾個調類來別義的，同一詞選擇用何種調值表達，不同方言區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比如“媽”這個詞，北京人覺得讀“55”調準確，西安人則覺得讀“21”調準確，濟南人則覺得讀“213”調準確，鄭州人則覺得讀“24”調準確。再如“好”這個詞，北京人覺得讀“214”調準確，西安人則覺得用“51”調準確，濟南人則覺得讀“44”調準確，鄭州人則覺得讀“55”調準確。這種感受非常穩定，為各方言的調值系統所制約，不會輕易改變，這也正是不同方言保持各自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有關漢語上聲穩定性較差、去聲越來越受到人們歡迎的觀點，有上古、中古、近代音以及今普通話音的證據，而未涉現代漢語非官話方言的讀音。《研究》一書通過310種方言點揭示了漢語中古上聲字到今方言的演變軌跡，讓讀者看到了從中古到現代漢語各方言全濁上聲字演變為去聲字的普遍性，也為筆者的觀點提供了現代漢語方言方面的重要證據。既然全濁上聲字大多變成了去聲，自然說明上聲不夠穩定，字數減少了，而去聲字則進一步增加了。

（作者：胡安順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