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19世紀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哲學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其生成史貫穿著馬克思恩格斯立足現代工業實踐之上的總體性理解和闡釋，兼具史學與哲學雙重向度。唯物史觀是在繼承、批判與超越以黑格爾為代表“一般歷史哲學”的“總體史觀”傳統所建構的合理形態，其對“一般歷史哲學”的革命性在于“將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即是一種建立在“現實的個人”的生產實踐之中的總體歷史哲學，實現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一般”的科學解答。
自然史與人類史內外同構向度
歷史是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現實的個人”的實踐史。馬克思恩格斯從“人的活動”出發理解“歷史”不同于歷史學對“史實”的一定程度還原與證偽，也不同于“一般歷史哲學”在歷史之外運用絕對精神構設歷史，而是從歷史主客體相統一的實踐中確證歷史存在與本質，也就是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理解的“現實的歷史”。在此基礎上，《德意志意識形態》進一步規定了“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以新唯物主義的“實踐觀”理解歷史過程，變革了西方歷史哲學史上宗教史觀、地理史觀、人性史觀、理性史觀等，指出人類社會歷史是“自然歷史過程”。這種歷史觀把“歷史”理解為“自然歷史化”與“歷史自然化”實踐互化過程，意味著自然史與人類史的展開不是脫離人的活動的抽象過程，而是對人、自然、社會之間關系的總體性詮釋。
自然史與人類史是在實踐基礎之上歷史樣態的外在同構。恩格斯曾基于19世紀最新科學進展，把“時間之矢”引入自然界，從宇宙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和人類起源四重維度勾勒出自然界演化的科學圖景。人類史如同自然工藝史，“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器官是怎樣形成的”。動植物器官在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生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多樣化過程，人類史也呈現為“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類型”，表現為多樣化歷史樣態。
自然史與人類史是在實踐之上歷史規律的內在同構。這是基于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歷史必然性同構，又表現為兩種復雜情形：一種是人類史規律與自然史規律“一般意義”同構，體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生產關系同一定社會狀況的內在關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對人與自然生產關系的深入發展。人是通過勞動誕生的，這不僅在于勞動能夠生產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更深層次還在于人們由于勞動中的合作關系而生產出一系列的社會關系。另一種是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的“特殊意義”同構。作為人類史上的特定歷史形態，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之間處于對立的狀態，資本邏輯主導下的人類歷史“仿佛”與自然歷史一樣做無意識的、盲目的、機械式運動。脫離現實的、不受客觀規律制約的人類史已然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自然史“辯護”。消除人類史與自然史之間的“異化”狀態要回歸歷史主體的能動實踐，人在物質資料生產中由人與自然關系拓展到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并在勞動中實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的有機統一。
歷史與未來的雙向貫通向度
馬克思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向何處去”的求解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坐標中進行的。作為關于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時間觀有著完整的歷史流向，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及其蘊含的“未來向度”是歷史唯物主義致思超越之處，也是新歷史觀建構的價值指向。正如卡爾所言，“只有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建立一種持續不斷的連貫時，歷史才獲得意義與客觀性”。這種面向未來的新哲學不是“烏托邦”空想，而是建基于實踐之上對歷史運動邏輯的整體把握，既有對以往歷史文明成果的批判繼承，又有對未來圖景的科學預見，在“解釋—批判—預見”的邏輯鏈中通達對歷史規律的總體性認知。
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的總體把握是對“歷史時間”的總體把握，而不是耽于個別、非本質、外在的時間片段，并借助大量偶生性事件為歷史必然性開辟道路。歷史時間的復雜情勢要求樹立“反思性”思維方式增進認知自覺，也就是黑格爾的“反思以思想的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繼承黑格爾反思與再反思、否定之否定過程性思維方式的同時，也以“實踐反思”對其“思辨反思”予以反思與改造。“實踐反思”主張“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把握一定時空條件下以某種經濟關系為內核的社會形態質性規定，經由主體“從后思索”的敘事方式再現人的存在本身的生成史。
注重未來的新哲學把歷史發展的邏輯與共產主義現實運動聯系起來。共產主義的實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在歷史時空的延展結果，實質構成歷史進步與發展的根本推動力量。無產階級參與了創造未來的實踐，需要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指導和精神支撐。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時間維度上是面向未來的哲學，既在社會實踐中實現對歷史規律的總體性把握，又通過科學的方法研判歷史發展的趨勢，是科學性與預見性的統一。
民族史與世界史交往聯動向度
站在世界史的總體進程和趨勢把握民族史。19世紀大工業生產、國際分工體系、資本主義貿易市場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生成的國際背景，更成為其“世界歷史”視野的內容觀照。所謂“世界歷史”，就是面對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的現實境遇，各民族國家通過普遍交往，進入相互依存狀態，使世界整體化或“一體化”以來的歷史。無論早期聚焦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此后對波蘭、西班牙、荷蘭等其他歐洲國家的關注，甚或是晚年對俄國、印度、中國等的考察，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歐洲中心史觀”的民族史一隅，而是始終堅持“溢出”民族史的世界歷史視野，以全球性眼光把握涵蓋東西方社會的世界歷史總體進程。世界史已經成為各民族史間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整體系統。
立足民族史發展道路透視世界史內在實質。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審視經濟落后的俄國在“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與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這表明民族史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并不構成對世界史發展規律的否定，歷史發展規律不因民族史的特殊性而“失效”，理解問題的關鍵在于“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這無疑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性、辯證性、歷史性特征，其自然觀、時間觀、發展觀等一切具體學說都是在世界歷史搭建的時空坐標中環環相扣式展開。
民族史與世界史之間的交往聯動升華為一種世界歷史精神。不同于黑格爾統一于“世界歷史精神”的世界歷史，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人類實踐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宏觀把握，在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與實踐中透視其中革命性與批判性精神，暗含對民族史與世界史的全局觀照。對于人類命運總體歷史的關注決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觀看歷史，并結合當代世界發達與不發達并存的實際賦予其時代意蘊，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確實是思想史上的革命。
總之，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內容上實現“自然史—人類史”的內在同構，在歷史時間上實現“過去—現在—未來”的雙向貫通，在歷史空間上實現“民族—世界”的雙向規定，使三維歷史底蘊構成的歷史總體呈現出統一、多樣、開放特征。這種實踐基礎上的“大歷史觀”顯然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契合百年歷史發展的主題與本質，凸顯馬克思主義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上確保世界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煥發蓬勃生機，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新圖景。
（作者：金星宇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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