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４月，在方克立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方克立論著集》（全七卷），這是對方先生最好的紀念。《方克立論著集》收錄了自1962年至2020年間的專著、論文、書信、序跋、演講稿，包括已刊和未刊文字，是目前為止搜集比較齊全的方先生文存。全七卷包括第一卷《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第二卷《中國哲學論稿》、第三卷《現代新儒學研究》、第四卷《馬魂中體西用論》、第五卷《憶往與教育》、第六卷《序跋·書評》、第七卷《書信·附錄》。全七卷呈現了方先生鮮明的思想特征、治學風格和教育實踐，內容豐富、脈絡清晰，是方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筆者以為，這套書的出版非常有必要、有價值、有意義，因為方先生孜孜不倦所思考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依然是我們今天所要面對和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拜讀先生的論著，強烈感受到作為一位作出重要貢獻、有過重要影響的哲人，他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活動，他的知與行，對于新時代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乃至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與時代同呼吸

方先生在《為人治學崇平實》中講：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一個人要“先立乎其大者”，就是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即確立人生意義和所從事工作的基本立足點。只有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人生才有意義。因此，方先生治學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學問，而是從青年時期起就把自己的學術方向與國家發展的需要、與時代提出的課題緊緊聯系在一起。

作為新中國培養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方先生不僅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終身堅持的信仰，而且傳承了中國傳統士人的道德追求，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的論著，無論是研究“范疇論”“知行觀”，還是研究“現代新儒家”“大陸新儒家”“綜合創新”“馬魂中體西用”，都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時代的發展脈搏。他積極參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回應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哲學“合法性”質疑，在多元多樣多變的文化思潮中，勇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體現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哲學學科建設的發展歷程，而在這個歷程中，方先生是參與者、見證者和有力的推動者。雖然方先生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但他真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確立了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始終堅持自己選擇的人生和學術道路不曾動搖，他的學術工作與教育實踐始終與時代同呼吸。方先生主持的多項研究成果榮獲國家級獎項，先生本人曾獲得“天津市勞動模范”等多項榮譽稱號，在海內外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自覺傳承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派的文化主張

在第五卷中，方先生有一組懷念前輩的文章，他對張岱年、任繼愈、侯外廬、石峻、蕭前、馮契等前輩所開創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哲學、文化的學術成就給予高度概括和評價，他本人自覺傳承了這一脈的治學方向。方先生把“五四”后的中國三大文化思潮，歸納為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派、保守主義的“儒學復興”派和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派。作為追隨者和弘揚者，方先生大力闡揚以張岱年先生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派的文化觀，并首次將其概括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四句話，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派的旗幟和口號。方先生與他的前輩一樣，是一個十分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但決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在《永遠的師長》《我所認識的任繼愈先生》《緬懷恩師石峻先生》等文章中，他反復闡述，要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哲學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時提到，研究中國哲學不能閉門造車、閉關自守，而要放眼世界，注意吸收外國哲學的先進成果，進行中西比較研究，提高中國哲學的理論水平。方先生認為，中國哲學走向世界、走向未來、走向現代化是不可改變的歷史發展必然趨勢。

重視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

方先生是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倡導者和推動者。“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作為國家社科基金“七五”和“八五”規劃的重點項目，方先生領導該課題組十年，帶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學者，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在海內外影響都很大。第三卷《現代新儒學研究》反映了方先生的研究立場、方法、原則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方先生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思想，對現代新儒家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論，并將其置于五四以來三大思潮對立互動的基本格局中來研究。方先生提出的“同情地了解、客觀地評價、批判地超越”三句話，不僅是針對現代新儒家研究的方針，實際上也是一個完整的思想史研究的方針。方先生對“同情地了解”闡發較多，他講：我們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有一種發自生命根處的依賴感、根源感和認同感，中國人永遠需要到它那里去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認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情地了解”是要求我們“堅持嚴格的歷史性”態度，不以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不用現代的思想去改鑄古代的思想，力圖還思想史以歷史的本來面目。我們一方面要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時對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要有深厚感情，常存敬畏之心，唯恐其中的精華沒有得到很好地繼承和弘揚，成為先哲的不肖子孫。今天再讀方先生的相關論述，尤感意味深長！

方先生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者對待傳統文化的揚棄態度，堅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原則。在第二卷中，有一組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文章，如《關于儒學的精華》《儒學給人智慧》《“天人合一”與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文明以止”：中華文化的精華與精神》《“和而不同”：作為一種文化觀的意義和價值》等文，方先生著力挖掘包括儒家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不僅從宏觀的層面加以概括提取，而且從微觀的層面剖析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文明以止”思想中的深層次精華，不僅指出其運用于現代社會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其歷史局限性，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辯證揚棄的典范，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原則。方先生數十年來治學的主要目標，就是力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相結合，在這兩個研究領域尋找“結合點”，讓中國哲學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他與張岱年先生共同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和《中國哲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兩本全國高校公用教材，力圖貫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及文化精華相結合的指導思想，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的比較研究和二者相結合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中國哲學與辯證唯物主義》榮獲中宣部第七屆“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方先生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相結合的探索成果，對于今天更好地堅持“第二個結合”以及鞏固文化主體性，具有寶貴的價值和啟示。

準確定位馬中西三者關系

方先生是一位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創造性地研究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著名學者。為了解決中、西、馬三“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問題，方先生在對文化體用問題以及對民族主體性問題的深入思考基礎上，于2006年提出“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新概括，即“馬魂中體西用”論。方先生反復說明：“馬魂中體西用”論是接著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論講的，是對“綜合創新”論的繼承、發展和深化，二者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派在百年探索中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但是，方先生在“接著講”的過程中有自己的創造和發展，他把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怎樣實現文化上的綜合創新呢？方先生認為，把作為文化資源的中、西、馬三“學”科學合理地整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和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機結合起來，辯證統一起來，創造具有博大氣象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是百年中國文化發展的正道。“馬魂中體西用”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強化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超越了傳統體用二元的思維模式，形成“魂、體、用”三元模式，鑄馬學之魂，立中學之體，明西學之用，為解決馬中西三者有機結合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思維范式，具有方法論意義。第四卷《馬魂中體西用論》集中反映了方先生晚年對馬中西三者關系的定位思考，從中也能清楚了解方先生與張岱年先生二人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馬魂中體西用”論蘊含的創新觀點對于今天建設新時代的新文化，依然是寶貴的思想資源。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方先生不是坐而論道者，而是終生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實踐者、教育家。他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事教學工作五十余年，把自己主要定位于一名教師，以教書育人為樂事，把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在第七卷的書信中，有一大部分收錄的是方先生給弟子們以及慕名求教的青年們的書信。在第六卷序跋部分，也有一大部分是為弟子們以及學界晚輩所寫。讀這些書信及序跋，強烈地感受到方先生是一位熱心教導和扶持青年的導師。先生不止是對自己的學生，對于那些慕名前來求教的青年才俊同樣給予鼓勵提攜。正如方先生所言：“我一生以弘揚中國文化、培養青年學生為己任。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乃平生最大樂事。”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哲學家，也是一位目光遠大的教育家，留下了很多甘做“人梯”獎掖后學的佳話。

方先生的教育思想，體現在第五卷的教育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為培養學術英才而提出“學行并重，德業雙修”的育人原則，要求把教書與育人很好地結合起來，把做人與做學問很好地統一起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德業雙馨。方先生早年對中國哲學史上知行觀的研究為“學行并重，德業雙修”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學理的根據。在長達數十年的教育工作實踐中，方先生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不斷發展和深化教育理念，主要體現在對“行”的重要性、優先性和“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的最高權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學識與德行的關系問題上，提出了“三分學問，七分做人”的明顯向“行”傾斜的看法；二是在“由行得知，因知進行，以行驗知，知行并進”的知行關系諸環節中，格外突出了“以行驗知”的重要性，強調知與不知、知行是否“合一”，都要靠“行”來檢驗。知與行是人類特有的兩種能動性，我們的任務不只是要認識和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與研究生談讀書、治學和做人》這篇文章中，方先生講到他自己在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實踐中的切身體會，說明認識有一個發展深化的過程。他說，古今的偽儒、“假道學”都是以言行不一、知行脫節為特征的，中國教育思想與哲學思想的密切聯系，最重要的榫接點就是知行觀。方先生的教育思想體現為從重“知”的知行合一說向重“行”的知行合一說傾斜的特點。

以上文字，筆者秉承方先生“為人治學崇平實”的品格，盡量用平實的語言闡述方先生論著中所體現的知與行。由于認識水平及篇幅所限，難免掛一漏萬，愿拋磚引玉，共勉！

（作者：張小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