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曰：“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寥寥11字，寫盡了六朝、隋唐文集在唐末的命運。2007年，謝思煒、陳翀、神鷹德治、下定雅弘等學者在勉誠社舉行過一次座談，論及唐寫本時也提出這樣一個遺憾：唐代詩人的詩集幾乎都沒有原樣保存下來，遑論原物（謝思煒《唐詩與唐史論集》附錄《日本與中國白居易研究的相互眺望》）。盡管我們可以樂觀地說，整體或局部存留唐本面貌的唐集尚有百種以上，但若細究它們和寫卷本唐集相比有哪些變與不變，似乎又很難鑿鑿言之，根本原因便在于寫卷本唐集實物的缺失。不過，文獻的匱乏也許轉(zhuǎn)而會激發(fā)學者的責任感，使之發(fā)心在有限的傳世文獻中進行“紙上考古”，從而盡可能還原一些唐人文集的本來面貌。于是，回歸“唐人編唐集”的歷史現(xiàn)場，便自然成為觀察唐代文集生成的本初視角。

“唐人編唐集”的提法，受到唐詩研究史上“唐人選唐詩”一說（最早見于明嘉靖刻本佚名編《唐人選唐詩六種》）的啟示。唐人所編唐集，上承六朝文集“草創(chuàng)期”，下啟兩宋“多元期”，是別集這一文獻部類的“成熟期”，因此很具有學術研究的樣本價值。當下唐代文學研究的深耕與演進趨勢，也內(nèi)在地要求回歸別集在唐代的“文獻生成”現(xiàn)場，揭示唐集獨特風貌的形成原因，抽繹唐集在唐代編撰過程中的理論性與實踐性經(jīng)驗，進而為當下學界對唐集的深度整理工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彰顯家集屬性

家集的觀念源出六朝，被當作世家門第家學授受的標志。王筠嘗“與諸兒書論家世集”曰：“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梁書·王筠傳》）在家集觀念方面，唐人沿承六朝，喜將家族世代別集或一代子弟之別集萃為一編，號曰“家集”，且別制集名，如《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lián)珠集》等。在稱述家集時，唐人喜歡矜夸其動輒數(shù)百卷的規(guī)模，如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皇甫松《古松感興》：“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獨立天地經(jīng)。”關于杜牧詩句“家集二百編”，有學者認為指的是杜牧祖父杜佑撰寫的《通典》，如果按這種解釋，我們反倒又能注意到唐人“家集”概念的另一重含義，那就是大凡四部著述，只要是先人手墨，都可納入“家集”這一個大的范疇中。

家集關乎家學，唐代的家集不但承載著某家某族的文學、學術傳統(tǒng)，有時還成為宗族內(nèi)部進行“家學”著述的材料淵藪。比如，唐代柳珵有《家學要錄》一書，根據(jù)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解題，此書即“采其曾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而成。當然，在唐人語境中，“家集”在更多時候僅僅指子孫所藏父祖輩的手集。唐人有一個共識，家藏先人手集具有權威的“定本”“正集”屬性。樊晃曾纂集《杜工部小集》，“各以事類為六卷”；之所以制題曰“小集”，是因為樊晃知道杜甫之子宗文、宗武“漂寓江陵”，因此期待“求其正集”六十卷，“續(xù)當論次”（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還有一重公案需要表出，即在唐人的觀念中，家集不僅因詩文而表征家學文脈，更因其存留先人手澤的“宗器”屬性而被子孫守護珍藏。可以說，別集的家族屬性形塑了唐集的某些文獻特性，如避諱、附錄家族譜系等，每一個特征都與唐代文化傳統(tǒng)和風尚緊密相關。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提出：“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長、孟堅敘傳之比也。”宋人距離唐代未遠，論斷每多發(fā)覆之處。唐代皮日休自編《皮子文藪》之序曰“《皮子世錄》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與王得臣的《麈史》若合符契，而“載系世次”這一做法恰是家集宗族屬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唐人家集的卷軸寫本，很多時候會在家族后人間代代傳承，甚至到了宋代才被裔孫出以問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曰：“唐李咸用撰，其八世孫兼孟達居宛陵，亦能詩，嘗為臺州，出其家集，求楊誠齋作序。”這也啟示我們，考察唐人所編唐集的家集屬性，需要兼顧宋代文獻的記載，并在文本細讀中離析哪些屬性是唐卷本初就有的，哪些屬性是宋代層累附加的。

揭示體例特征

六朝別集在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一些相對穩(wěn)定的體例特點，包括通例與變例。唐人編唐集時，對這些體例（如先賦后詩）有所繼承，也適時新創(chuàng)了一些體例。盡管唐集沒有像明清別集那樣專列一篇凡例對編集理念進行說明，但察其序跋目次，輔以各文集之間的平行比勘，仍可對其進行歸納和概括。例如，六朝別集中通常附載他人的往來贈答詩和書信，“先成為次”。唐人自編文集，有的沿承這一體例，有的則只是在詩題中記述來詩題目（如元稹和白居易、劉禹錫和柳宗元的詩題）而不載原詩，有的則摘來詩之句附為子注，還有的干脆另編一部酬唱集（如皮日休、陸龜蒙的唱和詩集《松陵集》），從中不難看到唐人編集體例的創(chuàng)新之處。

與此同時，和宋以后刻本文集影響下編集體例的規(guī)范化不同，唐人編唐集獨具一些自由化的體例特點，像《詩經(jīng)》體的編集方式、“子集之變”脈絡中唐集對子書體例的借鑒等，皆有待進一步研究。“子集之變”最早由劉咸炘在《辭派圖》中提出，是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子書在中古的式微，文集到唐代漸漸承擔起士大夫“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并將子書的理念和體例融會其中。在“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章學誠語）的局面下，唐人便在自編文集中寄寓子書理想，如皮日休《皮子文藪》之序仿照中古子書“自敘傳”，劉蛻自編別集名《文泉子》且仿效子書分內(nèi)、外、雜篇，皆呈現(xiàn)了典型的子書特點。

從唐人編唐集的具體個案中，更能看出寫卷本時代唐集編次的體例自由。以某一篇具體的詩文而言，唐人集中便有兩存之例。魏顥《李翰林集序》曰：“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王琦注曰：“兩舉之，謂兩存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今見李白集中，《鳳凰曲》與《鳳臺曲》是同一作品，因內(nèi)容略異而兩存。到宋人理董唐集時，這一體例還偶有借鑒沿承者，如乾道元年（1165）葉桯刊《柳河東集》，其《重刊柳文后敘》稱“凡編次之殽亂、字畫之訛誤，悉厘正之。獨詞旨有互見旁出者，兩存之”。等到進入近世，編集者或擇善而從，或以意酌定，尊重文本原貌的兩存之例便不復可見了。對唐集兩存之例的探討，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傳世文集中大量的異文現(xiàn)象。

與兩存之例相近似的，是編集的細大不捐。王士源在為孟浩然編集時，采取了“詩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的辦法，這可以歸納為“編集存殘篇+并載”的體例。我們可以想象，在寫卷本時代，唐集原本中存留殘篇的情況是很常見的。那么，唐人在編集時如何予以整理潤色使之不顯得殘缺，此點頗有探討的必要。其實不止唐集，歷代文獻在傳承過程中，殘篇往往被后人根據(jù)己意補足。因此，在研讀唐集時，也需要留心今天所看到的定本的衍生過程。

唐人編唐集的某些體例，有時會涉及文學文獻之外的文學史、文體學層面的問題。盧藏用編的《故陳子昂遺集》，卷一《修竹篇》之前以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書》充作《修竹篇》的詩序，這一現(xiàn)象頗值得關注。眾所周知，在唐人交游過程中，多有寄書兼附詩作之例，書信內(nèi)容會對詩歌的背景或本事有所申說。盧藏用的編次啟示我們，以內(nèi)容相關聯(lián)為編排原則，很可能合于唐人“詩、書并投”的書啟制度。再者，這種“以書充序”的做法，會造成書體、序體之間的文體變動乃至遷移，白居易《和夢游春詩一百韻·并序》《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并序》、元稹《獻滎陽公詩五十韻·并啟》等皆可在此視域下得到闡釋。

展現(xiàn)文本生成過程

唐集在唐代編撰生成的過程中，人（文集理念與集部目錄學思想）、事（編集方法與具體操作）、例（唐集文本體例與文獻制度）三要素同時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唐人對“集部”的理解，深刻影響著其唐集編撰理念的形成；唐代文集編撰理念、方法、體例的演進，又影響著“集部”這一文獻門類在唐代的文本形態(tài)。因此，探究唐人編唐集問題，不僅需要從現(xiàn)存唐集內(nèi)部去抽繹，還需從人、事、例維度走向更廣闊的唐集書寫現(xiàn)場和歷史情境，考察篇、卷、集的動態(tài)生成圖景，從而提煉出全新的問題意識。

唐代的集部文獻，無論是單篇還是文集，在生成的最初階段都有具體的因緣、情境乃至效用。換句話說，唐人的詩文寫作，往往有明確的、現(xiàn)實的用途。與之相伴生的，便是單篇、專卷在結集之前，有詩板、詩碑、詩卷等多樣化的物質(zhì)載體。既往研究多關注唐集詩文自身的文本性、文學性，但對詩文的物質(zhì)性不夠重視。實際上，回到唐人詩文撰作現(xiàn)場及其歷史情境中便可發(fā)現(xiàn)，物質(zhì)載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詩文的書寫、格式、體例等多重要素。這種研究視角的轉(zhuǎn)換，或許不會只局限于研究材料的拓展、具體考證的商榷、個別理論的糾偏等方面，還可能涉及問題意識、研究范式的更新。例如，從唐詩“寄題”入手，可以梳理名勝題詩的文獻生成次第，探討不同載體詩文之間以及題詩與堂室記、序之間的文體互動，進而理解唐集詩題的加長，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唐詩在物質(zhì)載體上呈現(xiàn)時，需要有敘事性文本對詩作的緣起、本事加以記錄。通過研究唐詩石刻文獻可發(fā)現(xiàn)，唐人凡于寺觀亭臺題詩，往往在詩前詳述作詩背景，在這個階段他們并不制題；但當此類單篇收入別集時，原本作為詩歌副文本的敘述文字便被當作詩題，從而助推了詩歌長題的發(fā)展。

此外，倘欲研究唐代文學文獻的文本形態(tài)，可能需要改變以往對單部唐集進行歷時性垂直研究的范式，選取唐人編唐集這一共時性橫切面的新視角，同時關注這一橫切面內(nèi)部具有近似文本形態(tài)的微型切面，由文本形態(tài)勾勒文本現(xiàn)象，由文本現(xiàn)象導出對其背后文學社會學層面的追問。因此，對唐人編唐集文本形態(tài)的研究，需要走出純文本解析的老路，將考查范圍推廣到寫卷、版刻、書抄、墓志、詩碑、詩板、瓷器等多重載體上來。

近現(xiàn)代以來，學界關于唐集的認識，其文獻基礎很多是流傳到今天已經(jīng)變貌的“宋型化”“明型化”唐集文本，因此不少研究結論雖然看起來板上釘釘，卻有再反思的余地。近年來，唐代的文學與文獻研究，已經(jīng)進入唐寫本和宋刻本唐集的文集體例、文本形態(tài)、文獻生成等層面，學界對唐集的透視也越來越深入：不但對唐集從寫卷本到宋刻本、明清整理本的抄寫和刊刻流變進行深度呈現(xiàn)，也開始關注唐宋、明清等不同時期因編集理念、編撰方法及體例、文獻載體轉(zhuǎn)化導致的唐集文本變貌，并對學術史上諸多成說進行再思考。如果深入唐人“現(xiàn)時現(xiàn)地”的別集編撰過程之中，觀瀾索源，觀風察俗，便可能對唐集的家集屬性、文集體例、文本形態(tài)有新的認識。

（作者:李成晴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