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新時代，中國城市更新已進入充分體現人民性的綜合更新階段，要實現以城市綜合更新推進社會融合，既要關注城市改造中的經濟價值，也要維系蘊含其中的人本屬性和社會文化價值，通過延展城市空間的社會功能、重塑城市社會網絡等方式，全面提升城市的包容性、融合度和整合力。
發展理念助力城市建設轉型
我國城市綜合更新已逐步進入以盤活存量空間為主、在存量空間中實現增量價值的新發展階段，為自然環境、物質空間以及公共文化空間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廣闊視角和持久動力。在關注空間改造整體性的同時，綜合更新也應注重營造更加包容、多元、公平的城市生活新空間。探索城市綜合更新在改造方式、發展目標以及更新理念等方面的迭代升級，對增進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把握城市更新的綜合性，實現改造方式轉型。近年來，我國的城市更新內涵與外延已朝向綜合性、整體性的方向發展，逐漸從單純的物理空間拆除與重建，步入產業轉型升級與功能調整、空間治理體系完善、人文精神重構等階段。這種綜合性體現為堅持問題的系統導向，在城市綜合更新中，要系統解決一些城市舊區改造中存在的“重經濟、輕社會”“重物質、輕精神”“重拆建、輕保留、輕保護”等問題，把環境整治與生活便捷、空間更新與服務供給、功能再造與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現實追求結合起來。
第二，把握城市更新的包容性，驅動發展目標轉型。一個有活力的城市一定是充滿差異性的、包容的，這一點美國學者簡·雅各布斯早已在其相關研究中論證過。包容的城市空間既是融合不同需求、接納不同群體的地方，也是凸顯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場域，只有深刻把握包容性的深刻內涵，才能實現發展目標從社會排斥性改造向社會包容性改造的轉型。縱觀世界城市更新的歷史與實踐，不難發現，成功的城市更新從來都是以其深切的人文關懷，來釋放城市內生動力、拓展城市空間包容性、推動社會融合的，這也是城市綜合更新的核心所在。
第三，把握城市更新的人民性，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根本價值遵循下，人才是城市活力的根本，是城市動力的重要標志。新時代的城市舊區改造，既要在空間結構視角上回歸人性尺度，也要在社會治理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既要實現經濟與社會、物質與文化并重的更新目標，更要以豐富優質的公共文化空間和服務，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地方文化認同促社會關系融合
正如社會空間辯證法所指出的，與城市更新相關的空間往往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可以對社會關系進行調節與重塑。以城市綜合更新提高社會關系的融合度，除了需要與城市空間相關的物質性要素，更要體現文化交往、日常生活等互動性要素以及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等精神性要素。
一是延展空間的社會文化功能，賡續城市記憶。從歷時性視域看，文化具有穩定社會和再生產的作用，文化記憶就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歷時身份。綜合更新正是通過延展空間的社會文化功能，激活城市空間隨歷史進程而日益獲得并強化的城市記憶。在改造歷史街區時，既要充分挖掘建筑的空間潛力以及文化價值，將原先封閉的街區轉換為開放共享的公共空間，喚醒城市空間在歷史和時間維度中的文化記憶；又要在保持原先城市格局與街巷肌理的前提下，將當代社會生活重新引入到已經喪失部分功能的舊建筑中，有助于歷史街區重新煥發價值與生命力。
二是營建共融共生的空間體驗，增強文化認同。從共時性視域看，文化具有協調和組織不同群體的作用。同時，城市空間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更多是基于人的互動活動所構建起來的社會空間。正如列斐伏爾所言，社會空間重構必然伴隨社會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由于過度重視經濟效益，以城市擴張為目標的更新模式導致人們對城市的文化認同弱化，社會融合也隨之式微。基于城市的地方性共識，城市更新應該以屬地的人為中心、以地方體驗為主導、以地方文化為指引，實現從空間建造到場景營造的地方性轉變，增強空間歸屬感、場景體驗感，以城市文化的地方性彌補人與城之間的疏離感。
三是充分發揮文化的導向功能，重塑社會關系。文化具有導向功能，在文化記憶的延續中文化認同得以形成，而文化認同作為社會認同的主要內容，能夠消除偏見、維護社會和諧、推動社會融合。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城市更新不能破壞文化的地方導向功能。“文化記憶”理論提出者揚·阿斯曼也堅信，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起到連接和聯系的作用。可見，綜合更新所改造的文化空間不僅是地域共同體，更重要的是文化共同體，既能通過文化力量來表達城市精神品格，又能展現和諧穩定、兼容并蓄的城市格局。
治理創新強化社會整合力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語境下，以社會治理思維引領城市更新具有多重現實價值。城市歸根到底是社會生活共同體，因此城市更新必然是一個社會治理重構的過程。政府主導、由上至下的治理方式已經很難適應綜合更新的轉型升級，亟待建立城市更新與社會治理協同發展機制，實現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以社會治理創新增強社會整合力。
首先，支持多元共建的治理主體。吸納多元主體參與城市更新項目，不僅能夠降低城市更新的經濟社會成本，更可以使城市保持秩序與活力的動態平衡，創造聯結緊密的社會網絡。對于政府部門而言，應做到維護主體利益平衡，尊重多元主體參與空間規劃和建設的權利；在企業參與方面，探索專業服務市場供給模式既有利于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同時也能為居民提供更優質的社區服務；在社會參與方面，在制定更新方案之前，應該公布規劃文件，通過公眾聽證會讓更多社會主體參與城市更新的決策和執行，形成共同的行為規范，營造有序的社會參與網絡
其次，完善合作共治的治理過程。合作共治的重點是保持過程的公開性與開放性，一方面，政府與公眾之間要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關系，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與合作；另一方面，公眾和相關社會組織不僅要參與城市規劃，也要參與城市更新事務的管理與調節，實現從參與規劃到參與治理的轉變。為解決一些由于利益分配失衡引發的矛盾與沖突，應設立城市更新公眾咨詢委員會、舊城改造居民理事會等機構，構建多渠道協商溝通平臺、完善利益協調機制。這一過程符合尤爾根·哈貝馬斯提出的“社會整合邏輯”，社會凝聚力將通過合作共治產生的交往行動得到進一步加強。
最后，形成社會共享的治理成果。從治理成果上看，綜合更新的包容性主要體現為讓人們共享平等的城市權利、開放的公共空間和優質的公共服務。將行政服務、公共服務、公益服務、社會志愿服務等有機結合，完善城市更新項目公共服務功能，實現教育、文體、培訓、養老、助殘等特色服務在更新區域的全覆蓋與均衡發展，滿足不同群體對社區活動的需求。完善社會共享機制有利于通過提供豐富的公共服務，釋放人與人之間、人與空間之間的社會緊張，人們在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時也更容易培育出社會交往能力和公共精神，同時，也會充分發揮社會共享的凝聚與整合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特大城市貧困治理研究”（19BZZ08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階段性成果）
（作者：劉銘秋 單位：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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