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學”概念（注：“科舉學”這一概念由劉海峰教授于1992年在《“科舉學”芻議》首次提出。）的提出至今已歷三十載，與科舉相關(guān)的研究已成為一門綜合性的國際顯學，其中研究者所關(guān)注的首先集中在科舉史、教育史等領(lǐng)域。以文學為切入點進行相關(guān)研究起步稍晚，亦蔚然興起，一系列科舉文獻相繼整理出版，如“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文化工程推出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等即是代表。近年來，科舉學研究逐漸走向深入，相關(guān)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日趨精細化，復(fù)旦大學陳維昭教授是在這一領(lǐng)域進行深度探索的學者。他先后主編整理了《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2019）、《日本所藏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匯刊》（2020）、《稀見清代科舉文集選刊》（2022）等書。從系列書籍的取名、選擇上看，“稀見”是其中重要的關(guān)鍵詞，體現(xiàn)出他對明清稀見科舉文獻的重視。尤其最近出版的《稀見清代科舉文集選刊》（下文簡稱《選刊》），在特定的理論聚焦之下去搜集稀見文獻，并進行深度整理，值得學界研究者予以關(guān)注。

一、稀見科舉文獻的搜集

該書所選文集的作者在清代科舉發(fā)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文集本身具備稀見的價值。我們知道，清代科舉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雖然經(jīng)過了歷史的淘汰，但存世的數(shù)量仍然十分巨大。要在眾多的文獻中選擇出重要的稀見文獻，需要編選者的學術(shù)眼光。陳維昭教授主編的《選刊》精選十種稀見的清代著名文人如戴名世、方舟、方苞、翁方綱、錢振倫、鄭獻甫等的科舉文集（含八股文集、試帖詩選和策對選集等），加以整理�？�。基本上覆蓋了清代前期、中期、后期等階段的科舉文獻，可以代表清代不同時期科舉文獻的基本面貌。入選的這些文人對清代文學有重要影響，尤其所創(chuàng)作、編選的時文對當時的讀書界和科舉士子產(chǎn)生過廣泛的影響。入選的科舉文集多是孤本或早期刻本，具有很好的版本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時文集皆附有夾批和評點，有的版本上所附錄的批語甚至是“僅見”的，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了解八股結(jié)構(gòu)和時文創(chuàng)作的技法、特點及其優(yōu)勝之處均有幫助，具有較高文本價值。例如，方苞是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大家，也是重要的時文評選家、作家，編選有《欽定四書文》，對乾隆朝以后八股文發(fā)展影響深遠；其自撰有《抗希堂稿》，在清代時文領(lǐng)域享有盛名。《選刊》用作底本的復(fù)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間刻本《抗希堂稿》上保留有戴名世等人早年的評點，頗為珍貴。因《南山集》案爆發(fā)，戴名世成為文字獄中避諱對象，在后來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等刊本及一些鈔本中，戴名世的評語或被刪去，或者是被替換成其他人的名字。如果后人想要了解方苞時文集的早期評點情況，康熙間刻本《抗希堂稿》所存錄的批語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值得一提的是，有關(guān)戴名世等人的評語或被刪去、或被替換成其他人姓名的現(xiàn)象，也反映出清代不同時期人士對文字獄、桐城文人的微妙態(tài)度，實際上也是思想史的組成部分。此外，戴名世、方舟時文集的評語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在底本的選擇上，陳維昭教授盡可能選擇最稀見、最有價值的版本予以整理，很好地體現(xiàn)出了文獻的“稀見性”。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科舉文集不僅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有助于研究者真切了解清代科舉史、科舉文體寫作史，而且對全面了解清代文人的寫作歷程以及清代文學、文論的歷史演變均具有重要的價值。

二、深度的文獻整理

要對一個領(lǐng)域的相關(guān)問題展開研究，基本文獻的整理是前提和基礎(chǔ)。文獻整理一般分為影印與精校精刊等幾種形式。目前，學界對于相關(guān)古代文獻的整理大多是影印，有一些標點整理也略顯粗疏，難免低層次的重復(fù)“研究”。陳維昭教授主編的《選刊》是精選底本與參校本進行精細�？�，撰寫詳細的�？庇洠�并將稀見評點予以保留的深度文獻整理。這種整理方式并不滿足于一般的文獻影印，而是試圖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清代科舉文獻底本，從而推動相關(guān)研究走向深入的嘗試。翻開其中的每一種文集，我們均可以看到整理者撰寫有前言，對所選時文集的作者、版本情況、特點等進行過精要的介紹，并在此基礎(chǔ)上于眾多版本中選擇最佳的底本，摘優(yōu)選擇重要的版本作為參校。有時候底本漫漶，�？闭邥�據(jù)通行本補全；參校本與底本文字的細微差異等，校點者也會一一詳細出�？庇�。戴名世、方苞、方舟等人的科舉文集均是如此處理。這樣便于研究者在短時間內(nèi)清楚把握同一科舉文獻在不同時期的文本變異情況，可以為研究者從事深層次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參考。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學界對明清時文集的相關(guān)整理還略顯粗疏，或是影印出版，或是簡單標點出版即算完事，較少有研究者將眾多時文集匯集到一起進行精校精刊——這或許是目前研究者主要是致力于文獻的發(fā)現(xiàn)，還未暇對所獲得的科舉文獻進行認真細致的梳理，并未去仔細比對其中的文字差異，因而也就無暇進行細致的整理�？�。嚴格說來，這離學界的期盼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我們相信，隨著明清科舉時文研究不斷走向深入，相關(guān)的文獻整理必須要走向精校精刊的途徑，深度而細致的文獻整理必將顯示出其價值。陳維昭教授主持的這套《選刊》的整理范式必將產(chǎn)生其導(dǎo)夫先路的意義，為后來的科舉文獻，甚至是其他明清文集的整理提供重要的參考。

三、文選的理論聚焦

《選刊》對清代科舉文集的選擇是在特定的理論聚焦下進行的，所選書籍注重清代科舉文章理論性與發(fā)展脈絡(luò)的呈現(xiàn)。清代享國二百六十八年，除了短暫未用科舉外，有清一代科舉與其政治幾乎相始終。清代承襲明代的科舉制度，文體的演變往往通過具體的選本加以呈現(xiàn)。如順康時期承明末時文而重視“以古文為時文”，雍乾時期倡導(dǎo)的“清真雅正”，乾嘉時期重視以經(jīng)學為根基，道咸后則融入經(jīng)世思想等，均在科舉文集中有流露。陳維昭教授在選擇整理對象時，注意到將每個時期有代表性且能呈現(xiàn)出當時科舉理論而又不為人所重視的科舉文集予以揭示出來。使得人們在閱讀此書后能夠?qū)η宕�科舉文章理論的發(fā)展脈絡(luò)有較為清晰的認識。譬如，《選刊》中選擇了雍乾時期著名的科舉文選家樓沨的《分法小題濬靈秘書》，這是一部便于初學者使用的融理論入文本的具體分析中的著作。此書既有科舉時文學法教法之總論，有細致精到的評點，并且有可為垂范之名家名作供學習，也有子弟習作及作者自作范例，其中“初學破承格式”“初學起講格式”等，極盡文章作法變化之能事，反映出雍乾間科舉文論的基本面貌。而與翁方綱的《復(fù)初齋時文》并行的《貼經(jīng)舉隅》則是反映出乾嘉之際學人科舉文論的代表著作。其中反映出乾嘉樸學影響下，科舉時文重視經(jīng)學的理論與在此基礎(chǔ)上涵養(yǎng)文氣、注重機法、不棄辭章的時文技法理論。紀昀的《館課我法詩箋》則是乾嘉之際試帖詩創(chuàng)作理論的集大成者，反映出當時人對試帖詩的基本觀念。鄭獻甫的《補學軒批選時文讀本》每篇時文后均附有詳盡的評析，于各篇之認題、入題、起講、提比、出題，以至題面、題理都有詳細的分析，從中可以看出以鄭獻甫為代表的道咸同時期的時文選家寓時文理論主張于選本的嘗試。文海主人編《近科通雅集初編》則收錄了光緒五年（1879）至光緒十九年（1893）間歷科鄉(xiāng)會試的制義、經(jīng)義及對策，其中制義用八股，經(jīng)義則有用散體及用西學者，反映出了特殊過渡時期科舉文體的演變軌跡。從《選刊》所選科舉文集中，我們可以看出清初至清末近三百年科舉文體、理論演進的面貌。這也反映出編者在編選書籍時試圖為讀者勾勒出清代科舉文章理論性與發(fā)展脈絡(luò)，以顯示出該書的學術(shù)性品格。

綜上所述，《選刊》是集稀見文獻搜集與文章學理論性于一體的清代科舉文集整理本，必將為相關(guān)研究的推進作出應(yīng)有的貢獻。

（龍野，南昌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袁玉琳，南昌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