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多達12篇未刊論文手稿出版之后，在史念海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撰寫的3種歷史地理課程的講義手稿（含修訂稿）也出版了，這是史念海先生為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理論體系而撰寫的講義的實證，并反映了先生從撰寫沿革地理范疇的講義到撰寫歷史地理學范疇講義的演變過程——這在以往未為人所知。
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史上，這門現代學科的名稱傳入中國是在清末（1904年），但真正建立則遲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標志性事件是侯仁之先生的《“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歷史地理學芻議》等理論文章、史念海先生撰寫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講義與《河山集》第一集、譚其驤先生主持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此后，學界對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的轉變乃至這門學科的形成基本達成了共識，這門學科才算真正建立。其中，史念海先生撰寫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雖然是講義性質，卻首次建構了中國歷史地理學基本框架，并付諸教學實踐，產生了廣泛影響，但這也是唯一一種當時未公開出版的著作。在關于中國歷史地理學史的討論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史念海先生本批手稿的刊布彌補了這種遺憾，也為我們考察這門學科的創建過程提供了更為細致的觀察材料。
在中國古代，地理研究中最核心的是地名、疆域、政區、都邑、水利，被稱為“沿革地理”，并被視為史學的附庸。民國時期，以“禹貢學派”為典型的沿革地理的研究和教學依然在繼續，雖然也在部分場景下出現了“地理化”，但不能說受到嚴重沖擊，而且在相當多的場景下，冠以歷史地理之名的研究、教學依然在沿革地理的范疇內。
但從清末到民國的四十多年時間里，中國學界對“歷史地理”這個新興學術名詞并不陌生，尤其是“史地學派”人文地理色彩濃重的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影響較大。早在1930年，中央大學歷史系開設的“中國歷史地理”的課程內容就已經包括了地形、氣候、富源、交通、都市、國防六項內容；以地名和邊疆問題為主要工作任務的《禹貢》的英文名也在1935年從“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國沿革地理）”改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
史念海先生作為禹貢學派主要參與人，一開始走的是沿革地理的路子，早期的代表作是1938年出版的《中國疆域沿革史》（侯仁之先生稱之為“舊中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關于這一性質的專著”）。與此同時，無論是顧頡剛先生對其兼治地理之學的引導，還是禹貢學會改革傳統沿革地理學的一些思潮的感染，還是其父在西北、西南等地的考察的影響，加之國家情形和學者的自覺，先生認識到了他的研究應該有用于世和實地考察的重要性，寫出了《中國的運河》這樣研究方法依舊但研究主旨已經有了變化的著作，自覺地改革沿革地理研究。
這種自覺的改革是緩慢的。無論是1946年在復旦大學還是1947年在蘭州大學任教時，先生講授的課程名稱還是中國沿革地理。雖然至遲在1950年夏，史先生應侯外廬先生之邀前往北京師范大學講授的課程名稱即已為“中國歷史地理”（此后先生教授的課程一直沿用此名），但從手稿看，史先生在1950年前后撰寫的講義仍然是沿革地理類。
對應這一時期的講義手稿是《史念海遺稿·講義（影印本）》整理者王雙懷教授定名的《<中國歷史地理教學大綱>一稿》，現存的殘稿內容主題為行政區劃和疆域，寫作時間在1950年6月至1952年11月（稿件寫作/修改時間據書稿文本特征推測，另文詳述，下同）。
在這期間，1950年，侯仁之先生的《“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發表，率先在國內對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此文也被學者視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創建的開端；1951年，蘇聯學者B．K．雅尊斯基《馬克思主義歷史地理的目的和任務》中文版發表，蘇聯式的歷史地理學理論被介紹給中國學者；1950年《地理知識》雜志創辦，批判地理學界存在“資產階級學術”和“唯心論”，逐漸掀起了對人文地理學的批判。史念海先生在這樣復雜的環境下，自覺要重新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體系。1956年發表的《辛勤的園丁——先進生產者史念海教授二三事》記載道：
“直到全國解放學習了蘇聯一些有關歷史地理學的著作以后，他才恍然大悟過去自己不過是在這門科學全部領域中的一個小角落里打圈子，還有海闊天空的新天地壓根兒沒有接觸到呢。像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經濟地理和歷史政治地理（他過去所研究的只是歷史政治地理的一小部分）是歷史地理學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從此他便堅決地丟掉了過去十幾年研究的那套抱殘守缺的體系，從新安排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特別注意使新的研究工作能夠為今天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于是，1953年史先生開始寫作《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但這種寫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況且此時史先生還承擔著該課程的教學任務，仍需要講義供講授和學生使用。所以，沿革地理范疇的講義還在沿用，《<中國歷史地理>第一稿》即是這一時期講義的殘稿。殘稿反映出的撰寫時間在1954年1月至1955年7月，史先生在原稿基礎上還進行了修訂，修訂痕跡顯示的最晚時間為1956年3月，則遲至1956年3月，史先生還有意以沿革地理范疇的講義繼續進行教學。
此時，《中國歷史地理綱要》的撰寫過程較快，到1955年4月，西安師范學院人事部門在史先生的檔案中即寫道：“史念海……現結合教授《歷史地理》課程正編著《歷史地理》一書，計劃四十萬字，現已成十五萬字。”這一時期對應的手稿是《<中國歷史地理>修改稿》殘稿，包括緒論、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政治地理四個部分，與史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序》中的回憶一致。殘稿顯示，至遲在1957年7月，4個部分均已制作成蠟版刻印本或油印本下發學生使用，此后不斷修訂，最晚修訂時間為1962年6月。據史先生的回憶，這批手稿一直修訂、使用至1964年先生因疾停止教學。
關于史先生撰寫歷史地理范疇講義的意義，辛德勇在《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的創立和發展》中談道：“（這部講義的）內部油印本散布很廣，很多院校的相關專業也曾采用為教材，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可以說，史念海先生這部講義已經搭建起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視作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已在中國全面建立的一項重要標志。”
實際上，《中國歷史地理綱要》是1949年以后第一部，也是直至20世紀80年代間的唯一一部系統的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著作。尤其是關于歷史自然地理的部分，在它之前沒有系統性研究，在它之后，則遲至20世紀70年代末史先生也曾參與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82）一書的編撰。
在《中國歷史地理綱要》的形成過程中，史先生不斷修訂，《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序》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這種情形：“寫成了初稿，打印出來，分發給聽課的同學，也分別寄給師友和同行的先生們，希望他們能夠多提出意見，以便逐步修改。由于不是每年都必須開設的課程，只是在再一次講授之前，作些比較的整理，并沒有多費工夫。當時每講授一次，即打印一次，現在手邊還留下一些打印的本子，不同的紙張和格式，顯示出是好幾次打印過的，很有些文句和段落，前后不相一致，但并沒有把某些章節從頭到尾都重新改寫過。”
1964年以后，《中國歷史地理綱要》被“擱置桌角，不復問聞”。20世紀80年代初，史先生開始整理舊稿，準備出版，1980年5月，史先生在給吳松弟先生的回信中說：“目前還沒有一本全面論述歷史地理的著作。我正在整理舊稿，預計寫一本《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印出時恐要在明年了。”在差不多同時撰寫的自述中，史先生說“這本書是寫完了”，但不知何故沒有出版。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請史先生講中國歷史地理，并要求撰寫一本教材，史先生方根據舊稿大幅度修改和增補并出版。書中關于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思考和框架、內容較手稿有很大不同，體現出一代歷史地理學大家近40年來不斷思考、實地考察的過程，讓人感慨不已。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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