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論詩詞境界時講：“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何謂寫境與造境？有人將其解釋成一組對立的詞匯：寫境是寫實之境，造境是虛構之境；有人則說，寫境是描繪一種境界，造境是創造一種境界。基于這兩個詞所具有的張力，我想以它們作為關鍵詞閱讀《陸游的鄉村世界》（包偉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版）。將寫境與造境分別予以兩個主體，寫陸游觀照所得之境，為寫境；由歷史學家所出之鄉村世界，為造境；前者側重講如何寫境，后者用于分析造了什么樣的歷史之境。

歷史敘述：理論與不理論

1979年，勞倫斯·斯通在《歷史敘述的復興》中提出，雖然過去的50年，講故事的能力被新史學家所輕視，但就史學趨勢而言，講故事，或者說，歷史敘述正重新回歸到歷史學議程之中，而回到歷史敘述的老路，也即意味著用分析、結構、量化方法等對歷史變遷提出科學解釋的時代的結束。自斯通的文章問世以來，歐美學界關于歷史敘述的討論頗豐，由此還催生了心態史學、微觀史學等歷史學新門類。

《陸游的鄉村世界》立意從專注理論分析轉向側重歷史敘述。不過，作者一開始就不打算以歐美學界關于歷史敘述的討論作為揭橥，而是沿著個人的學術思考與價值關懷來實現講故事的想法。書中開篇從年少與年長時讀陸游詩歌的不同體會入手，稱：“閱世既久，能夠真正體會日常生活的意義，更因為多年從事史學研究，對于當代史學難以觸及歷史時期人們真實生活的狀況，越來越不滿意了。”一個成熟的歷史學者鮮少或者竭力避免將“自己”代入作品之中。若將歷史學者的著作比作一幅畫，他雖是畫者，但立在畫外不能入畫。尤其是在經濟決定論、社會結構模式以及量化方法之下的科學化歷史，拒絕有關個人的修辭是不言而喻的規則。在書中，作者卻有意無意地將自己寫入書中，構建了“帶進歷史”的“講故事”場景。

對于作者而言，回歸歷史學的本義，敘述村民們的日常生活諸層面，而非分析歷史變遷的性質，方是其中要旨。必須指出的是，避免理論化與概念化，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去理論化地“講故事”。事實上，不講理論，并非沒有理論觀照，書中處處透視著作者與世界范圍內歷史敘述相為契合與印證的思考。比如，他說，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社會科學化，“對于我們認識以前的人類社會提供了許多幫助，但同時也常常使我們停留在‘性質’、‘結構’等概念中的歷史社會”。在后記中，又寫道：“本書的敘述形式，是想借助陸游詩作的清麗優美，盡量使它適合于更多的讀者。”讀者接受不了那些難以消化的統計表、枯燥的分析性論證和充滿專業術語的文章。選擇敘述的形式，正是歷史學家回應對歷史知識有極大渴望的讀者，避免他們被民間的人物傳記以及所謂網絡寫手“喂飽”。

該書并未辟專章演繹或辯證歷史敘述的理論，但散落于各處的理論觀照與理論味道卻隨處可見，而對歷史敘述理論的“不理論”，在相當程度上闡釋了歷史的敘述性。

寫境：材料與分鏡頭腳本

歷史由分析轉向敘述，回到講故事的舊傳統。那么，如何區別歷史學家所講的故事與小說家所講的故事？柯林武德認為，兩者雖同為想象力的作品，但小說家只有單純一項任務：要構造一幅一貫的畫面、一幅有意義的畫面。歷史學家則有雙重的任務：他們不僅必須做到這一點，而且還必須構造一幅事物的畫面（像是它們實際存在的那樣）和事件的畫面（像是它們實際發生的那樣）。而要達到歷史作品的實際存在與實際發生，關鍵在于證據以及歷史地思考并使用證據。

在科學史觀下，人們相信對那些埋藏在檔案中的記載加以精詳考據，將會確立真實的歷史。隨著敘述性思維的引入，人們發現必須注意檔案的敘事技巧，并重新定義這一文類的史料價值。而文學是與檔案迥然相反的例子。過去，文學資料很難成為歷史證據，它們被視作觀念和現實的印象式糅合加工，描述的不是真實環境中真正發生的事件，但在歷史敘述的視域里，文學的真實就如檔案的虛構那樣構成一個交織的學術命題。

該書借助陸游的9632首詩歌，借助陸游所寫之境來講述南宋時期浙東地區的農村社會。為什么以詩歌作為主要的歷史資料？作者認為，一是陸游的詩作大部分反映了鄉村生活內容，二是完善的陸游詩集編纂工作為將它們引為史學研究的資料提供了必要前提。顯然，作者對文學資料緣何可作為歷史敘述的主體并沒有學理探討的興趣，他關注的是如何使用這些材料，“詩詞并非紀實文體，由詩句所描繪的鄉村與現實世界之間必然有不可忽視的距離。如何透過文人詩意的夸張與遐想，去發掘可資利用的歷史信息，進而將其拼湊成一幅幅鮮活的歷史場景”，這種手法，借用電影制作的術語即分鏡頭腳本。

所謂分鏡頭腳本，就是將詩詞按時間、地點、情景、心境、物景進行分隔，借助陸游的視角，將其加工成可供拍攝的鏡頭，按照敘述邏輯順序出列，以描繪出歷史畫面。它不是結構化的歷史，而是有著全景、遠景、中景、近景以及特寫鏡頭的歷史。

可將“山會平原”看作鄉村世界的全景，它包含了行政區劃的歷史沿革、山會地區的自然條件、農業生產的開發以及人地矛盾的逐漸顯現。中景與近景可以陸游足跡所過之處為例。作者利用陸游的20多首詩，以“三山別業”為中心，講述了陸游居所的位置、周邊村莊、祠廟、湖堰、漕河、市場，又使用近30首詩來描繪三山別業的營建、材質、居所分配以及各類園圃。而陸游所聚焦的“市船”或可視為書中的特寫鏡頭，作者利用組詩講述了市船的出入及其與村市之間的聯系。正是對近景、遠景與特寫鏡頭的取舍，讀者才能輕松領略到南宋浙東的農村與陸游的生活。而讀者在閱讀中所得到的輕松與愉快的體驗，恰好是源于歷史學家對近萬首詩詞作分鏡頭腳本處理后的效果。

造境：大世界與小世界

全書以陸游與鄉村世界入題，但其中牽涉的究竟是一個人物的一個世界，還是一群人物的一個世界，難以在書題中窺見。不過，關于世界的造境，作者有過明確說明：所謂“陸游的鄉村世界”就是借陸游的目光來觀察南宋時期浙東地區的農村社會。無論是預設的圖景還是最后的結論，浙東地區的農村社會是書的主體，六個篇章——區域開發、鄉里社會、農業經濟、飲食生計、商貿聚集、鄉居生活，皆是鄉村世界的構成要素。該書雖以宋代作為時間軸線，以浙東地區作為觀察地點，但書寫時并不止于這一設定的時間與地點。在講述紹興地區的開發史、傳統中國鄉村基層管理制度、山會地區稻麥為主的農耕產業以及米鹽市場時，有的直接給予長時段的敘述內容，有的則以最少的筆觸將之置于長時段背景之下。如此一來，從秦朝的“編戶齊民”到20世紀30年代由航船而形成的基層市場，從文獻中的早禾、中禾、晚禾到現代農學中的早秈稻、晚秈稻、粳米，歷史長卷在不經意中漸次展開。值得一提的是，區域社會、鄉里制度、商貿市場亦是結構型歷史研究中，用以分析傳統時代區域開發與經濟變遷、社會生活的重要層面。因此，在布局上，把說故事的興趣關聯到舊的論證架構上，亦可視為該書的一大特色。

除了浙東鄉村世界，作為主角的陸游個人的生活小世界亦沒有淡出作者視野之外。與大世界的造境方式不同，陸游雖是書的主角，但其個人生活小世界的整體面貌如何，書中并無定論。

關于陸游的傳記，學界多圍繞“愛國詩人”這一身份標識來論其個人經歷與家國情懷。不過，貼著標簽的歷史人物形象難免有些刻板。作者對“陸游們”這一群體有過明確界定，但關于陸游個人，既無精細的心態描繪、特別的形象塑造，更無任何評語與判詞。通過對詩文的具體解讀，人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陸游：紅塵俗世、鮮明活潑，一如鄰家傲嬌大爺。比如，陸游似是十分自戀，但凡足跡所到之處，悉要留痕，當他以詩歌作為呈現自我的方式時，對自己出生情境亦曾專門吟詠，以描繪那一日的不平凡，仿佛他自出生起便能記事。又如，這位愛國詩人曾十分接地氣地對兒子說，如果不能謀得一官半職，不妨去賣藥。再如，有著雅致高潔旨趣的詩人居然是個無肉不歡的家伙，盡管他生活的地方水產豐富，但他并不將魚蝦水產視為佳肴，“而對于肉食的有無念茲在茲”。當讀者自以為要窺見陸游的某些特殊偏好時，歷史學家卻快速將鏡頭拉至他所要敘述的主題與論證之中，他在陸游對于肉食的特殊情感中看到的是“寓公家的消費習慣”，由此去探討購買雞豚的農村市場與商品信息。

總之，陸游的鄉村世界，既是陸游一個人的世界，又是關于南宋浙東鄉村的世界，兩個世界一大一小，一主一輔，在書中交錯敘寫、相互映襯。

需要指出的是，一本“講故事”的著作，如果沒有作者對歷史入乎其內的長年浸潤，僅借陸游詩歌來構建南宋鄉村世界，必不會如此活潑而富有生氣；要打破傳統的歷史書寫方式，走出習慣的思維之路，并付諸實踐，若沒有對歷史學宏觀走向的觀照，必不能有如此出乎其外的高致。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