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有組織犯罪法》（以下簡稱《反有組織犯罪法》），標志著中國有組織犯罪治理正式走向“長效常治”階段，把專項斗爭重大戰略部署與法治規范保障相結合，有益助推總體國家安全觀和提升人民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著力續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的“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反有組織犯罪法》總結了前期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實踐經驗，設計出在法治軌道上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的工作規劃，展現出“積極預防”“全員參與”“從嚴懲治”以及“特殊保護”四大亮點。
落實有組織犯罪積極預防的刑事政策
該法明確將“惡勢力組織”上升至法律概念。《反有組織犯罪法》第2條第2款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惡勢力組織”明確定義為法律概念，有利于實現“打早打小”“露頭就打”的刑事規制目標。相比于前期草案，該法最終出臺時在“惡勢力組織”的概念中增加了“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領域內”和“擾亂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特征條件，從而化解了原概念泛化至一般團伙犯罪致使打擊范圍過大的問題。通過對“惡勢力組織”法律概念的進一步明確，清晰勾勒了其成立要件與外在特征，為有組織犯罪治理的規范進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該法明確對“軟暴力”行為進行具體定性。《反有組織犯罪法》第23條第2款對黑惡犯罪的特殊行為表現——“軟暴力”予以具體規定，明確“為謀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響”的行為目的、“有組織地進行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的行為手段以及“對他人形成心理強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財產安全，影響正常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行為后果。既清晰區分了其與傳統暴力行為的界限，又界定了有組織犯罪與普通意義上的“軟暴力”的差異所在，有利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來有效應對有組織犯罪中軟暴力行為的高發多發態勢。
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預防和治理格局
預防和治理工作責任主體的多元化有益形成全方位打擊合力。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發展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而這離不開“共建共治共享”視域下全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體現在《反有組織犯罪法》中，一是明確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主導而村（居）委會協助的工作定位；二是加強監察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等責任落實；三是要求新聞、廣播、電視、文化、互聯網信息服務等單位有針對性地面向社會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四是推進教育行政部門、學校關于防范有組織犯罪侵害校園及學生人身、財產安全的主客觀工作機制；五是明確市場監管、金融監管、自然資源、交通運輸等對行業內有組織犯罪情況進行監測分析等監管職責；六是提出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以及網信、電信、公安等主管部門為偵查有組織犯罪提供技術支持和協助要求，等等。社會治理是全社會的共同事情，需要以人民為中心，全員參與并形成合力。《反有組織犯罪法》肯定了前期的經驗成果，推進我國有組織犯罪預防和治理工作協調機制的全面開展，掃黑除惡常態化治理能力持續提升。
保持對有組織犯罪從嚴打擊高壓態勢
織密黑惡勢力嚴打網絡需兼顧“人”“財”雙重維度。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要求新時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應當“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顯然，這一創新脫離不了中國的實際，需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根本指引，依賴法治路徑提供堅實的治理保障。值得強調的是，社會治理過程中與黑惡勢力的較量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秩序穩定與人民幸福系于一體，黑惡有組織犯罪的治理必須常抓不懈。
一方面，需嚴格國家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以“打傘破網”。掃黑除惡的長效常治應當繼續堅持把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相結合，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持續鞏固反腐敗壓倒性勝利成果。對此，《反有組織犯罪法》第五章對國家工作人員涉有組織犯罪的處理作出了具體規定：一是對國家工作人員涉有組織犯罪的特定違法犯罪行為應當全面調查并依法作出處理；二是對組織、領導、參加有組織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應當從重處罰；三是要求監察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加強協作配合并建立線索辦理溝通機制；四是劃定查辦有組織犯罪案件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禁區。
另一方面，需規范涉案財產認定和處置以“打財斷血”。有組織犯罪的辦理應當注重從源頭上斬斷黑惡勢力的經濟基礎。對此，《反有組織犯罪法》第四章對認定和處置涉案財產作出規定，其亮點一方面體現在對于涉有組織犯罪的組織及其成員的財產狀況，公、檢、法機關可以根據辦案需要全面調查；另一方面體現在對于被告人實施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情形，實行財產推定處置制度，即在相關定罪量刑事實已經查清且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在犯罪期間獲得的財產高度可能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的情況下，若被告人不能說明財產的合法來源，則應當予以追繳、沒收。通過對財產的梳理、查清與處置，既有效防范有組織犯罪的死灰復燃，同時又兼顧公民合法財產的權益保障。
貫徹對特殊對象及領域的保護精神
重點防范未成年人特殊對象遭受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與合法權益容易受到黑惡勢力的嚴重危及，對該特殊對象需要進行特殊的重點保護。《反有組織犯罪法》第67條和第69條第2款用“兩個從重”反向體現對未成年群體的特殊保護。具體而言，第一個“從重”規定，發展未成年人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境外的黑社會組織，教唆、誘騙未成年人實施或者實施有組織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依法從重追究刑事責任；第二個“從重”規定，教唆、誘騙未成年人參加或者阻止未成年人退出有組織犯罪組織，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從重處罰。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長創造條件，防范未成年人涉入有組織犯罪之中，通過制度落實“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把保護精神體現于具體的規范制度之中。
著力防范基層政權領域滲入黑惡勢力。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是有組織犯罪常態化治理取得全面勝利的“最后一公里”，事關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感受與切身利益的維護。《反有組織犯罪法》第12條明確規定民政部門應當會同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等有關部門，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成員換屆選舉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發現因實施有組織犯罪而受過刑事處罰的，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及時處理；發現有組織犯罪線索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通過基層治權的穩固和基層組織的強化，彌補有組織犯罪治理的薄弱環節，消除黑惡勢力容易滋生的環境與土壤，為有組織犯罪的常態化治理作好預防性措施。
（陳偉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重慶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黃鑫系重慶市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滇公網安備 5304020200025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