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非近年來的小說有著清晰的生態向度，特別是《望春風》集中體現了他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其中既有對生態家園的回望，也有對鄉村文化和生態創傷的審思，更有對生態理想的想象和追求。格非通過對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宏大而精微的探索，為當代生態文學寫作提供了獨到的審美經驗。

關鍵詞：格非 《望春風》 家園想象 生態理想

作者：陳粲，揚州大學文學院講師（揚州225000）。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1期P68—P73

責任編輯：陳凌霄

格非的小說并不是典型的生態小說，他也沒有明確地將生態主題作為寫作的目標。但他近期的小說，無論是“江南三部曲”、《望春風》，還是《月落荒寺》，都體現了他對生態問題的持續思考，他有意識地將現代生態問題放置到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現實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生態問題的思考與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和中國鄉村現代化的考察是同步的，尤其是在《望春風》這部小說中，更是體現出自覺的生態向度。因而，以《望春風》為中心，從生態維度考察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許是我們進入格非小說的一個有效路徑。

一、“重返自然最深處”的家園想象

格非說：“在麥爾維爾幾乎所有的作品中，始終貫穿著一個十分清楚明晰的主題：對于鄉野、鄉村及遠古生活的禮贊與向往，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批判與憂慮。”他認為，麥爾維爾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重返自然的最深處，重返那個充滿耕種、打獵與垂釣之樂的甜蜜之鄉。應該說，作為小說家同時又是批評家的格非對麥爾維爾的闡釋是敏銳而精準的。閱讀格非近期的小說，我們不難發現，他也一直“試圖重返自然的最深處”，格非記憶中“自然的最深處”就是具有農耕文明色彩的鄉土家園。

生態文學的魅力就在于對家園的想象和表達。從浪漫主義“回到自然”“回到中世紀”，到生態主義倡導的“回到荒野”，西方學者一直在尋找破解生態危機的藥方。當詩性的反抗和野地救贖在現實的鐵幕下陷入無助時，不少人開始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文明，在他們眼中，中國的農耕文明無形中守衛著自然生態和生物的多樣性。桃花源不朽的魅力就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中國鄉土田園中蘊含的天人合一以及背后的文化精神，是很多人心中理想的生態家園，這也是西方生態小說中頻頻出現中國式桃花源影像的深層動因。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家園是農耕文明時代的剪影。《望春風》中的儒里趙村自然風光優美，有綿延的桑田、清澈的池塘。仲春時節，桃樹、梨樹、杏樹都開了花，柳樹、蘆葦、菖蒲都返了青，江鷗、白鶴成群結隊地飛，坐在院子的老槐樹下，可以看到江面上露出的尖尖帆影。村子里有精心打造的宅院、花園，處處顯示著村子的文化意蘊。趙光錫的庭院，春有海棠，夏有大麗花。海棠“絲絲縷縷，有一種黯然神傷的幽逸”；大麗花則“顧盼之間，流波橫溢，攝人心魄”。曼卿的花園有經年不敗之景、四時不謝之花。“桃、杏、梨、梅，應有盡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蠶豆、油菜、番茄、架豆，夾畦成行；薄荷、雞冠、臘梅，依墻而列。花園外，就是一望無際的桑林和麥田。” 村莊文化遺存眾多，趙孟舒的蕉雨山房藏有唐宋名琴，悠悠琴聲令人沉醉，更有建于宋代的古剎半塘寺。儒里之名，所言不虛。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鄉村樸素的倫理和溫暖的人性。趙伯渝和父親之間父子情深，父親的兩次落淚令人動容。母子之間的情感也值得細細回味，雖然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家出走了，“我”對母親也幾乎沒有印象，更不愿意在人前提起，但卻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我夢見自己走入了一個山中小院。山間蒼翠闃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潔。門前桃杏繁麗，雜以細柳和天竺。野鳥格磔其中。我的母親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說著話，始終在笑。但奇怪的是，無論是笑，還是說話，我怎么也無法聽見她的聲音。仿佛她說的每句話，剛一出口，就讓四月的熏風給吹得沒影了。”很有意思的是，小說中關于母親的回憶都發生在明媚的春日、和煦的春風之中。趙德正的知恩圖報、淳樸善良，體現了儒家文化傳統的延續。他幼年失怙，吃著百家飯長大的。后來因為赤貧，做了農會主任，從此立志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一個是開山造田，一個是建學育人。小說的主人公趙伯渝也是在村里人的照顧下長大的，母親離家、父親自縊身亡。父親死后，因為無人哭墳，怕死者不安，鄰居大嬸就替他母親到墳上痛哭了一場。即使有“逢人配”稱號的王曼卿也不失其溫婉善良，讓人聯想到沈從文筆下的妓女形象。這種樸素的倫理和人性的溫暖尤其體現在趙孟舒的故事中，趙孟舒遭遇困難時，村里的書記趙德正先是帶領一伙人和稀泥轉移目標，實在無法保護他，就用獨輪車把他推到現場，還派專人照顧。趙孟舒是個文化人，彈一手好琴，村人仰之如山，對他的保護，體現了村民樸素的倫理和對文化的尊崇。鄰里之間，雖也時有勾心斗角、薄恩寡情的一面，但整個村子總體上保持著固有的寧靜，充分展現了中國農耕文明傳統的韌性。

“當我跟著父親走到風渠岸邊，聞到帶著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氣味，嗅到村里煙囪中飄來的草木灰香氣，聽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溫暖的舂米聲，看見鄰居老福奶奶手里擎著一盞油燈，在院子里‘喔噓喔噓’地叫喚著，正在把母雞趕入雞窩，你一定能體會到我心里的寧靜、踏實和甜蜜吧。”這樣桃花源般的勝景，在此前的“江南三部曲”就能看到清晰的印跡，從普濟、花家舍到風雨長廊，格非也曾用溫婉、細膩而又典雅的語言為我們描繪過一個現實與夢境交織的桃花源。《人面桃花》中陸秀米的父親陸侃被人認為是個瘋子，他始終認定家鄉普濟就是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他要在普濟廣種桃花，建一條風雨長廊，將家家戶戶連成一片。秀米自小在心中也有這樣一個夢想，若干年后，她被土匪劫持到花家舍，竟真的看到了這樣的世外桃源：“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黃發垂髫，怡然自樂；春陽召我以煙景，秋霜遺我以菊蟹。舟搖輕飏，風飄吹衣，天地圓融，四時無礙。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洵然有堯舜之風。”“村子里每一個住戶的房子都是一樣的，一律的粉墻黛瓦，一樣的木門花窗。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有一個籬笆圍成的庭院，甚至連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是一樣的”。自然的生態、鄉村的樸野，這樣的家園圖景，不僅有來自古典文學傳統的浸潤，同樣在廢名、沈從文的小說中，也可以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從廢名的“竹林”到沈從文的“邊城”，無不傳遞著對古典家園夢想的眷戀。而當代作家中，像格非這樣將鄉村田園寫得如此余韻悠長、活色生香的并不多見。

二、鄉村現代化進程的生態審視

現代性帶來了文明和進步，也帶來了更復雜的未知因素。隨著工業化的進程，中國的城鎮化在加快推進，如何避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陷阱”和生態危機，是關系到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這種對于現代文明，特別是工業化的發展帶來的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的危機，在張煒、遲子建、阿來、賈平凹等作家的筆下都有過深刻的反映。

《望春風》細致地描寫了村莊自然環境的改變。因大規模的墾荒造田風靡一時，趙德正、高定邦帶領村民把磨笄山推平，改造成新田，從生態視角來看，這種“控制自然”的觀念正是引發生態危機的根源。后來高定邦主政，開挖人工渠，在便通庵修建排灌站，將長江水引入人工渠，灌溉村莊里的農田，這也為后來趙禮平將工業廢水傾倒至人工渠埋下伏筆。儒里趙村應和著現代化腳步，一步步發生變化。江南鄉村在格非筆下顯得精致而又帶點病態，不同于一般作家對生態環境寫實性的批判，格非特別善于把對環境的感知和人物的情緒、心境聯系在一起。“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臟霧，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著罪惡與羞恥……濃霧正在醞釀著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霧霾既是生態環境的客觀寫實，也是社會生活的隱喻，同時也是主人公人生遭際和心靈的隱喻，詩性的敘事依然保留著先鋒的味道，這正是格非最擅長的寫法。

物質主義或者功利主義不僅是現代生態災難的源頭，也是現代倫理道德和人倫關系異化的罪因。魯樞元認為，“那種實用主義的、物質主義的、急功近利的價值觀才是制造現代生態災難的罪魁禍首。”生態問題表面上表現為自然環境被破壞，實質上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和人的發展的扭曲。自然環境的改變是表面的、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是世風和人心的變化，還有傳統文化、人文價值的消逝。格非從生態向度對現代化后果進行反思的同時，更幽微洞察了千百年來農耕文明所溫養的傳統文化倫理的改變，“對于現在的鄉村，我認為，原先綿延了幾千年的鄉村倫理正在衰微。但人們還未充分意識到鄉村中代代承襲的是非觀、道德倫理觀以及人文風俗的重要性。”《望春風》通過鄉村傳統文化與人文價值的衰微、婚姻倫理的嬗變幾個維度，形象地描述了社會精神生態的危機。

小說展現了鄉村文化與人文價值衰落的過程。鄉村文化的傳承是靠人來完成的，小說中趙孟舒、趙錫光、周蓉曾身上更多體現的是儒家文化，而趙云仙則是鄉村民間文化的代表，這些人物的逐一離去，也標示著一種文化的衰落。鄉村里再聽不到蕉雨山房的琴聲，三把珍貴的唐宋古琴也毀于一旦。傳統的技藝、文化、禮樂傳承，這些曾經融入鄉村血脈、氤氳在村莊空氣中的東西，隨著村莊的消逝，隨著老人們的離去而逐漸消失。

早在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就看到了現代性帶來的變化：“‘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式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如果說那時還只是一些“點綴”，那么后來的資本全方位地蠶食了鄉村的傳統倫理。趙禮平代表的正是資本的力量，他先是占用“我”的祖屋開辦工廠，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為了房地產開發，他硬是將工業廢水傾倒在本來用于灌溉農田的水渠，親手毀掉了自小長大的村莊，使村莊變成一片廢墟。引人深思的是村民們的態度，村民們非但不恨趙禮平，反而常常用一個劁豬郎變成百萬富翁的勵志故事教育后代。對于村子的毀掉，村民們也沒有太多的眷戀和不舍，他們所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拆遷補償。就像小說寫到的，村子里幾乎沒有什么人安心種地了，大家一窩蜂地開辦工廠，或者進城打工。龍英的孫子出意外死去，梅芳出頭打抱不平，帶領村民維權，因為趙禮平付出巨額賠償，親人的悲痛瞬間化為喜悅，喪事反倒變成喜事。龍英宴請全村的鄉親，可單單漏請了梅芳，因為梅芳曾經牽頭鬧事，龍英怕財神趙禮平不高興。村莊的各式人物，帶著生動的煙火氣，真實而有深度，不動聲色之間，寫出了人們價值觀的異化，這正是顯現格非功力的地方。

小說還以細膩的筆觸展現了婚姻倫理關系的嬗變。雪蘭嫌棄“我”的貧困和不求上進，最終出軌跟了上海的工程師。趙禮平差點強奸了麗娟的姐姐，毀了她的一生，可最后卻娶了妹妹麗娟。這種婚姻倫理的扭曲，更典型地體現在朱虎平和蔣維貞的身上，兩人的愛情本來堪稱全村婚姻的楷模，蔣維貞被村里人稱為最忠貞的女人，但最終蔣維貞還是跟著趙禮平去“開拓業務”，傳統的婚姻倫理在金錢和欲望的覆蓋下瓦解了。

三、鄉村未來的美學凝望

《春盡江南》寫完以后，格非說他很長時間被結尾處的悲傷氣氛所籠罩。如果按照“江南三部曲”的寫法，我想《望春風》這部小說大概率會在第四章的開始就結束：“最后，我來到了被夷為平地的祠堂前。這座始建于宋代的趙家宗祠，在雷擊和災亂中屢毀屢修，屢修屢毀，至此不存一物，唯兔葵、燕麥，動搖于春風。數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窩的地方，密集于枯樹之巔，喳喳地叫著，盤旋不去。”“唯兔葵、燕麥，動搖于春風”出自唐代詩人劉禹錫，除了“兔葵燕麥”，小說還有類似的用典，比如“鹿走蘇臺”“麥秀黍離”兩個典故，都暗喻了光景的頹敗。山河如夢，江南春盡，直至變成像荒原一樣的廢墟，呈現出一種凄清荒涼的美學風格。但是作家并沒有讓小說止步于此。格非說：“魯迅先生曾說過，如果說希望是虛妄的，那么絕望同樣是虛妄的。差不多同一時間，我開始考慮用一種新的視角來觀察社會，那就是重新使絕望相對化。” 這樣“一種新的視角”，筆者以為也可以理解成生態的視角，大致可歸結為這樣三個方面。

其一，重返生態家園。《望春風》小說結束于重返田園，以這樣的方式結束，讓筆者想起了沈從文的《邊城》，沈從文建構了一個獨特的“湘西世界”，他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中國農耕文明時代的桃花源。白塔倒了可以重建，但消逝了的人和事還能不能回來呢？《邊城》的結尾透著些許的無奈和濃濃的挽歌情調，如同小說所寫的“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面對現代化的進程，沈從文頻頻回眸，他無意也無法走出他的“湘西世界”。《邊城》中的儺送能不能回來有著太多的不確定性，但《望春風》中趙伯渝確確實實是回到了故鄉。小說寫到五年之后，“我”又一次來到了儒里趙村的那片廢墟，野草叢生，野花遍地，一片明亮斑斕的綠意直逼人的眼，幾近消失的小動物出沒其間。清風在曠野里橫吹，樹搖草偃，填了一半的池塘又重新變得清亮明澈。故鄉在生態災難之后又奇跡般地煥發出生機。因為資本的斷裂，趙禮平的房屋開發項目暫時停止，趙伯渝在趙同彬的幫助下，在廢棄的便通庵重新安下了家。魯迅曾將故鄉分為地理和精神上兩種，趙伯渝在地理返鄉的同時，也完成了精神的返鄉。正如小說所寫到的，主人公每搬一次家都會離家鄉更近一點，終于以一種暫時還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重返故鄉之路，這是主人公對家園的向往，是情感深處的依戀，一定意義上也體現了格非為農耕文明復魅的理想。

其二，重續文化傳統。鄉村自然生態的修復相對容易，幾年時間廢墟重又生機盎然，文化生態的修復相對難得多。生態思想家唐納德·沃斯特認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要渡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望春風》體現了格非從文化因素探討生態問題的思考。幾千年來鄉村堅守的仁義、友愛、禮讓、誠信等道德倫理，隨著鄉村的消失、老人的死去而衰敗，小說將文化重續的希望寄托在趙伯渝、春琴和趙同彬的身上。趙同彬雖然也有錢，但他沒有像趙禮平那樣散發著銅臭，他的身上依然保持著善良、仁義的本真，正因為他的幫助趙伯渝得以重返家園。主人公趙伯渝從小就歷經磨難，在鄉鄰的照顧下長大，進城后也迭遭工作和家庭的變故，淪為城市的“邊緣人”，但他甘于清貧，懂得知恩圖報。趙伯渝和春琴的感情也讓人感動，給人以溫暖，在歷經風雨之后，兩個人終于走到了一起。這看似有悖于鄉村倫理，但格非顯然希望通過愛情撫慰受傷的靈魂，對抗生活的頹敗，抵達精神的家園。正如格非所說：“我想讓悲劇性的人物散發出一些肯定性的力量。”

其三，重回簡單生活。梭羅的《瓦爾登湖》一直被視為生態文學的經典，在梭羅看來，醫治無限膨脹欲望的唯一良方就是回到自然，把對物質的需求降到最低，簡單、簡單、再簡單。自梭羅之后，許多生態作家都把控制欲望、簡單生活作為回歸自然的前提條件。對欲望的書寫和批判是格非一貫的主題，“大部分人總是把物質和感官快樂當成第一要務，仿佛生來就是要追求這些東西的。殊不知這種說法貌似天經地義，實際上是一個惡毒的陰謀”。 其實，格非一直在尋找拯救虛無的藥方，《春盡江南》試圖用詩歌、書籍來紓解精神的委頓，《隱身衣》《月落荒寺》則是古典音樂，當然藝術并沒有讓人物走出精神的荒原。《望春風》中讓主人公回歸一種簡單寧靜的生活方式，或許是格非開出的一種生態藥方。“我”年過半百之后，終于和春琴兩個人又回到了這個荒廢的鄉村。沒有電視，沒有報紙，沒有自來水，沒有煤氣，沒有冰箱，也沒有鄰居。劈柴生火做飯，用池塘里的水澆地灌園，用井水煮飯泡茶，通過光影的移動來判斷時序的變化……浮華落盡之后，終歸本源。實際上，在《春盡江南》中，格非通過讓綠珠重回簡單生活，已經寄托了對人性康復的期望。綠珠最終從頹廢和空虛之中走出來，她終于體悟到“簡單、樸素的心靈才是符合道德的”，希望過“一種踏實而樸素的生活”。在喧囂浮躁的當下社會，農耕文明的鄉土想象與現代文明似乎形成一種悖反，呼喚簡單生活，并不是真的要我們回到刀耕火種的農耕時光，而是因為那樣的生活寄托了天人合一、詩意棲居的理想。

面對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的雙重危機，如何重構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現代化與生態和諧之間找到平衡，如何為陷入精神困境的知識分子尋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讓迷失的心靈重新找到港灣，如何回護鄉土中國的精神遺存？這可能是格非一度感到困擾的問題。格非沒有做簡單的道德是非評判，也沒有簡單下結論，因為如他所說，他不能確定看到的是否就是真相，不能確定在現象的背后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所以，當春琴在春風里暢想著百年之后的圖景時，“我沒有吭氣，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淚水”，然后，“我朝東邊望了望。我朝南邊望了望。我朝西邊望了望。我朝北邊望了望。只有春風在那里吹著。”主人公“有一句話忍住了沒有說”，因為“我”得以重返家園，主要是因為趙禮平資金鏈的斷裂，一旦資本回歸，家園還能保住嗎？這是主人公的清醒，也是格非的清醒。與沈從文不同的是，格非沒有把目光停留在過去，頻頻回首向后看，也沒有尖銳地控訴和峻急地批判，他更著眼于當下，著眼于未來。雖然目光并不十分堅定，一方面目光探向未來，一方面在遠行途中又惴惴不安，但他卻從來沒有放棄希望。“假如，真的像你說的那樣，儒里趙村重新人煙湊集，牛羊滿圈，四時清明，豐衣足食，我們兩個人，你，還有我，就是這個新村莊的始祖。到了那個時候，大地復蘇，萬物各得其所。到了那個時候，所有活著和死去的人，都將重返時間的懷抱，各安其分。到了那個時候，我的母親將會突然出現在明麗的春光里，沿著風渠岸邊的千年古道，遠遠地向我走來。”小說結束于萬物復蘇的春天，既有對過去的回溯，更有對未來的展望。有人對這樣的結尾提出批評，認為是一種虛幻的理想。其實，當我們讀到這樣一段話的時候，我想格非已經做了回答：“我們在讀T.S.艾略特《荒原》的時候，往往注意到那被遺棄土地的荒蕪，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題。在我看來，這一主題恰恰是期望大地復蘇。……我們總是把文學稱為一種超越性的力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以一種理想主義的方式，讓陽光重新普照，讓春風吹遍大地，人們詩意地棲居，這既是生態文學的理想，也是作家的責任和使命。

春風望野闊，秋痕入夢遙。在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大背景下，中國的鄉村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當代文學也呈現出一種新的生態向度，關仁山的《金谷銀山》、陳毅達的《海邊春秋》、趙德發的《經山海》、滕貞甫的《戰國紅》都是近年來涌現出來的優秀之作，作家們將生態話語放置于更廣闊的社會現實和歷史坐標之中，為生態文學作出了新的探索。

（本文注釋內容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