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述故事的同時發表議論，不論在傳統的敘事文類中，還是在現代小說里，都是作者（故事講述者）的天然權利。議論和敘事，兩者相輔相成，是小說和故事重要的結締組織。議論的作用也是多種多樣的。有時，議論代表了作者或敘事代言人的聲音，尋求與讀者（聽眾）進行直接的交流；有時，發表議論的，是小說或故事中的人物——不同人物對事件的看法，在文本中構成復雜的對位或對話關系；當然，議論的運用，有時候僅僅是為了改變或調節敘事節奏；諸如此類。不管怎么說，議論的使用，或許與小說或故事本身一樣古老，同時，經過一系列改頭換面的喬裝打扮，一直延續至今。
如果列夫·托爾斯泰在寫作中想發表議論的話，他往往會隨時中斷引人入勝的故事，并將它遙遙無期地擱置起來。他似乎并不在乎讀者對這種突兀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在《戰爭與和平》中，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巴爾扎克的做法也差不多。似乎偉大作家的標志之一，就是擁有隨時發表議論的特權。好吧，就算你知道巴爾扎克在小說的某處要展開洋洋灑灑的議論了，就算你對作家的這種做法感到很不耐煩，在一般情況下，19世紀的讀者還是會立刻被他博學、風趣、睿智的議論文字吸引住，不太舍得“跳讀”。
不過，不知從何時開始，議論，甚至包括與議論直接相關的“講述”和“概要敘事”，都成了小說寫作的禁忌。作家們被告知，最好不要在作品中發表什么議論，而應該將議論所要呈現的內容通過人物的行為，自然而然地顯示出來。伴隨著對列夫·托爾斯泰以及巴爾扎克幾乎眾口一詞的批評，讓議論最小化，成了現代小說的某種“金科玉律”。比如說，在小說中作出“包法利夫人走向了壁爐”這樣的暗示，要比直接交待“包法利夫人感覺到有些冷”，顯得更為“高級”。久而久之，當代小說形成了某種不成文的箴規：“場景敘事”總要比“概要敘事”好；“顯示”（showing）總要比“講述”（telling）好；通過人物行動來顯示意義，總要比直接付諸議論和交待好。簡單來說，若非不得已，作者最好不要在作品中發表什么議論。
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議論在傳統文類和古典小說中十分常見，這是因為在傳統敘事中，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習慣于某種“專斷的聲音”。議論所代表的，通常都是無所不知的作者的聲音——作者或故事的講述者，總是喜歡直接評論事件，臧否人物，對讀者進行指教和勸諭。而到了現代小說中，隨著“作者聲音”的逐步退出漸成風尚，議論的式微或消失，就成了文學敘事進化或進步的標志性事件。這種看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們進而認為現代小說完全排斥議論，或者說，議論最小化是現代小說的普遍特征，則不符合文學史的基本常識，因而是根本錯誤的。我們不妨就以被公認為20世紀最為偉大的三部長篇小說（《沒有個性的人》《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為例，來看看“議論”在這些作品中的運用和具體呈現。
《沒有個性的人》是奧地利作家穆齊爾的代表作。在這部卷帙浩繁的長河小說中，被最小化的，恰恰不是議論，反而是故事或情節本身。這部小說的主體部分由一系列思想性隨筆構成，故事或情節成了某種承載思想議論的構架或容器。建筑這部小說大廈的基本材料，與其說是人物的行為和命運，還不如說是作者、敘事者、人物的思想話語。如果我將它視為一部完全由議論或隨想構成的小說，也并不為過。
我們再來看看詹姆斯·喬伊斯的曠世杰作《尤利西斯》。這個小說的主要故事或情節線索也十分簡單。它記述了斯蒂芬和布魯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天（或不到一天）的經歷，但由這兩個人物的聯想、思緒和內心獨白，卻串聯起了長達數千年的人類文化史。得益于這種聯想和獨白的自由無拘，作品隨時牽扯出或勾連起的思想碎片，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看，都是十分驚人的。因此，《尤利西斯》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典故大全”。這里說的典故，既有容量巨大的為我們所熟知的“古典”，也有海量的愛爾蘭和都柏林社會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今典”。如此看來，《尤利西斯》也是一部議論最大化的小說，只是這些議論和思想碎片，披上了意識流小說所特有的自由聯想與內心獨白的外衣而已。
最后，我們來看看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展開議論的方式與穆齊爾和喬伊斯相比，都有著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說，普魯斯特既沒有像傳統現實主義小說那樣直接發表議論，也沒有像喬伊斯那樣，借助人物的聯想或內心聲音來表達思想。普魯斯特對20世紀敘事最杰出的貢獻在于，他對敘事的語言本身（主要是語式和語態），進行了隱秘而徹底的改造。具體來說，普魯斯特悄悄地將“場景”改造成了“概要”；將顯示（showing）改造成了講述（telling）；將情節敘事改造成了一般議論。反過來說，也一樣成立。經過這樣的改造，小說中場景與概要、顯示與講述、敘事與議論的對立就突然消除了，甚至其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因此，你可以將《追憶似水年華》看成是一部沒有議論的小說，也可以將它看作完全是由議論編織而成的小說。
從現代主義的三位最重要的大師的創作來看，他們對于直接的思想呈現或議論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根本不存在什么對議論的輕忽或規避。甚至就連被公認為現代主義小說鼻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特別偏好在小說中直接地、隨心所欲地發表議論。我們也可以來看看《地下室手記》（1864）中登峰造極的議論運用。
眾所周知，這部小說由“地下室”和“雨雪霏霏”兩部分構成。其中“地下室”這個部分，內容為一般性的議論，與故事情節完全無關，且篇幅較大——從文字量來看，這個章節占到了整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從作品的整體構架來看，“地下室”部分的比重，差不多是全書的一半。這樣的結構安排，無論是在傳統故事，還是在現代小說中，都是極為罕見的。“地下室”部分的大段議論，既晦澀又枯燥，也許還有點乏味，但它卻是整個作品的重心所在。如果讀者將“地下室”這個部分的議論忽略掉，直接去閱讀《雨雪霏霏》，那么作品中后半部分所呈現的那個故事，將會變得莫名其妙，甚至不可理解，整個作品也將失去其震撼人心的力量。
通過以上例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議論的使用，在現代小說中并未衰歇，甚至，通過一些或顯或晦的修辭轉換，議論的作用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我認為，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包括觀念、意見、價值立場、情緒化的內心悸動在內的一系列話語，已經構成了當今社會生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些話語包裹、覆蓋在一切事物之上，滲透進了人的行為之中。文學如果要描述這些事物，表現人的行為，就必須首先處理這些附著在事物或人的行為之上的話語，并對它展開分析，并建立不同話語之間的對話關系。否則，作家們或許根本無法抵達“事物”。簡單來說，社會話語本身，也成了作家們加以關注和描述的現實的重要部分。要對當今現實中的社會話語進行描述，在敘事中強化議論的作用，仍然是最為有效的途徑。
第二，從18世紀席卷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以來，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分裂和對抗日益嚴重，使得個人向內心回縮、敗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就造成了個人行動力的喪失以及自我意識的過剩。那些渴望躺平的原子化的“巴托比主義”個體，那些卡夫卡筆下的“甲蟲”和“耗子”，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躲在地下室里對他人發出惡毒詛咒的病態個體，實際上已經無法在外部世界展開積極的行動。正如諾瓦利斯所說的那樣，人們如果無法將思想變成外部世界，那就只能將外部世界變成思想。也就是說，當代小說如果不去關注思想或意識問題，單純通過個體的行為，已無法呈現他們的真實的生活狀態。
如果說，在當今世界的文學類型中，真的存在著“議論最小化”的小說，我想那一定是消費性的、用一個又一個懸念來吸引讀者注意力的懸疑或偵探小說。而那些具有更高抱負的小說，總是在困難、復雜的沉思和思想辨正中，面對歷史、現實和未來，提出自己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想用“取消議論”這一教條來束縛自己的手腳，掩蓋自己的思想上的怠惰，或許應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來思考議論的作用。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1期P74—P76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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