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交叉研究”成為學術界呼聲很高的熱詞，無論自然科學界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界，都在大力提倡跨學科、跨專業的“交叉研究”，并將這種“交叉研究”視為提升學術創新效率的一種重要方法。實際上，“交叉研究”并非一定是在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之間的交叉融合，在同一學科、同一專業內的不同學術研究領域、研究方向之間，同樣存在著“交叉研究”的可能。通過對同一學科或同一專業內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溝通整合、交叉共融，同樣可以實現學術研究創新的目標。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張衛東研究員《粵漢鐵路與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研究（1898—1937）》（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以下簡稱“張著”）一書就是這樣一部充滿“交叉研究”特色的學術新作。通讀張著，對于其中諸多創新性的學術觀點，筆者固然感到欣喜不已，但更令筆者感興趣的是，該書所體現出來的“交叉研究”的學術思路和傾向，因為這也是筆者近年來所極力向往的史學研究方法，盡管我們還不能武斷地認為“不交叉，無創新”，但“交叉研究”有助于大幅提升創新性研究的效率，已經屢屢得到證明，張著如今又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是以筆者不揣谫陋，僅就張著所呈現出來的“交叉研究”特色，略談一點感想。

其一，該著體現了學術熱點領域之間的“交叉研究”。盡管鐵路進入中國的時間比較晚，但在自從交通史研究學科于近代誕生以來，鐵路史研究便一直成為這一學術領域的熱點問題，這一方面既是因為隨著交通史研究的深化，其研究領域也不斷有所拓展的緣故，另一方面也因鐵路對近代中國而言，可謂牽動社會方方面面的事物。無論是研究中國的近代化問題，還是專業性更強的交通史問題研究，鐵路都是無法繞開的話題。因此，鐵路史研究之成為交通史研究學科的學術熱點領域和新的學術增長點，便順理成章。如今在中國的高鐵建設已然成為國家一張靚麗名片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史研究的熱潮勢必將進一步高漲和持續。以言“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其選題屬區域史范疇自是不爭，而區域史的研究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始終是歷史學研究的熱點領域之一，至今而未曾稍歇。張著的兩個核心語匯，一為“粵漢鐵路”，一為“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皆在學術熱點領域范圍之內。因此，稱之為學術熱點領域之間的“交叉研究”，可謂允矣。

其二，該著體現了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多方向的學術“交叉研究”。仍以張著的兩個核心語匯而論，無論“粵漢鐵路”，還是“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史領域的問題，而同時也是特定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問題。以粵漢鐵路而言，其在打通廣東沿海與湖南、湖北等內陸省份之間經濟交流溝通的脈絡上，確實具有經濟方面的重大價值，但是鐵路的貫通，所打通的又豈止于經濟呢？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的溝通與往還，也因此而更加順暢，乃是毋庸多置唇喙的事實，如果我們說隨著粵漢鐵路的通車，鐵路沿線各省之間、南北中國之間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又有何不可呢？以“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而論，近代湖南在鐵路貫通之后，所發生的變化亦不止于經濟、社會兩項，而是一種全方位的變遷，大到軍事、政治、文化，小到普通居民的衣食住行，又有哪一方面不受到影響呢？以此言之，將張著稱為一部融合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多方向的學術“交叉研究”論著，可謂當矣。

其三，該著體現了具體實證研究與抽象理論研究之間的“交叉研究”。歷史學研究最強調言必有據，所謂“言必有征”，即是說實證性的研究為一部成功的歷史學論著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張著所體現出來的“實證性研究”要素，可謂通篇滿幅，在在皆是，以其所論核心概念“鐵路（粵漢鐵路）”“湖南經濟社會”，都是建立在大量具體史料的實證基礎上而形成其觀點的。另一方面，歷史學研究又不能止于簡單的“實證研究”層面，還必須對“實證研究”的結論進行理論的抽象概括，以從中發現歷史演進的內在邏輯，如眾所周知的“鐵路文化”“湖湘文化”，就是建立在鐵路史的實證性研究以及對湖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基礎上，提煉升華出來的一種理論性的總結。綜觀張著，既有對于“粵漢鐵路”“湖南經濟社會變遷”等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也有在此基礎上對“鐵路文化”“湖湘文化”進行抽象化理論總結的嘗試，是以稱之為具體實證研究與抽象理論研究的“交叉研究”的史學論著，可謂不虛。

其四，該著體現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交叉研究”。所謂宏觀研究，是指其將研究論題置于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大背景下進行思考，無論是“粵漢鐵路”這個物質性的具體物象，還是“近代湖南經濟社會變遷”這個抽象性的文化現象，張著都是將其放到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宏大時代背景下進行觀察和剖析的。所謂微觀研究，則指其通過對具體的事件、人物進行細致的剖析，通過兩者的交叉融合，從而將整個研究落于實處。僅舉湘米銷粵為例，便可清晰地看到其宏觀思考與微觀考察相結合的學術思路和研究途徑，一方面湘米銷粵在宏觀層面上反映出湘、粵兩省的經濟形態差異之一斑，另一方面又從微觀上考察了湘米運粵的細節性問題，如“湖南全省稻作面積產量及畝產比較”“1914—1938年湖南稻米產量”“1904—1933年湖南海關谷米出口情況”等諸多統計表格中的數據，更是細致而微，從中讓我們了解這個時段中湖南的稻作面積、畝產量、稻米總產量、谷米出口數量等具體情況，從而獲得湖南省在這個時期中糧食生產乃至經濟運行的情況。由此言之，稱張著為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交叉研究”，可謂實錄。

張著如此傾情于“交叉研究”，其意義又何在呢？這既體現出作者敏銳的學術嗅覺，也是作者學術功力的體現，據作者在《后記》中的相關敘述可知，作者曾經進行過一段時間的古代史的研究，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研究成績，后來又因緣際會轉入中國近代史領域，這個學術轉向本身就預示著作者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出現“交叉研究”的潛在可能，古代史研究對史料搜羅和剖析的微觀性更強一些，近代史的研究則多了幾分宏觀的思維，兩者交叉融合，最終便體現在這部長達42萬余言的巨著中，可謂得其所哉！

（作者系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