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陶瓷文獻整體編撰數量稀少，即使拓展到整個古代科技類文獻，若與經部、史部、集部等其他類別的文獻相比，其數量也少得可憐。梁啟超曾言：“做中國學術史，最令我們慚愧的是，科學史料異常貧乏。”作為中國古代手工技藝之一的陶瓷制作，其著述更是鳳毛麟角。清代學者藍浦在《景德鎮陶錄》中曾言：“從來紀陶無專書，其見于載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賦而載一二名。”從現有陶瓷文獻整理的成果來看，中國古代陶瓷文獻的分布狀況確實如此，不僅編撰數量整體稀少，而且在陶瓷史料分布上也比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語，少則一兩句，多則數十言，成系統的陶瓷專論之文甚少。直到南宋時期，中國才出現第一篇陶瓷專論之作，即蔣祈的《陶記》，但該文并不是單行于世的陶瓷專著，而是康熙《浮梁縣志》卷四附錄的一篇文章。到了明代后期，第一部真正獨立成書的陶瓷專著，即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完成。

中國具有一萬多年的制陶史和兩千多年的制瓷史，陶瓷生產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但為什么陶瓷文獻編撰數量卻如此稀少？概括起來，不外乎以下原因：一是作為封建社會立國之本的儒家思想，使大多文人安貧樂道，不重視諸如陶瓷之類的工藝技術。而歷代封建統治者又缺乏工藝技術革新及其理論研究的激勵機制，使之“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二是受封建思想的禁錮，大多文人忽視與現實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工藝技術及其理論的研究。三是古代文人受“重經史，輕理藝”“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思想觀念的影響，視陶瓷之類的技藝為“雕蟲小技”，不屑于從事這方面的實踐和研究，更不愿編撰相關著述。而手工藝人多不識字，無法將自己的技藝和思想付諸文字，筆之成書，從而導致諸如陶瓷之類的工藝技術類文獻編撰數量的稀少。也正因如此，《陽羨茗壺系》的問世更顯珍貴。

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動和促成這部陶瓷專著在明代后期產生的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明代后期“實學”思潮的興起，這是《陽羨茗壺系》產生的時代背景，也是《陽羨茗壺系》產生的思想基礎。明代文人倡談心性，坐而論道者多，不過到了明代后期，這種“士無實學”“平時袖手談心性”等現象遭到了嚴厲批判，有獨到見解的文人開始“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梁啟超語），并逐漸興起了經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實學”思潮，使當時研究的關注點由形而上之道轉變為形而下之器，出現了一批代表性著述，如《明經世文編》《徐霞客游記》《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陽羨茗壺系》這部論述宜興紫砂茶器的論著，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二是明代后期飲茶風尚的普及和飲茶方式的轉變，這是《陽羨茗壺系》產生的社會背景。明代以前，飲茶風尚大多局限于皇室貴族、文人雅士、富商大賈等上層社會；明代以后，飲茶風尚得到了廣泛普及，“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從上到下，都好飲茶。加上明代飲茶方式的轉變，即茶葉不再是碾成屑和香藥制成團餅，然后用煮茶或點茶的方式制成茶湯來飲用，而是用高溫殺青的炒青法制成散茶，然后用沖泡的方式直接飲用，這種轉變不僅加快了飲茶風尚的普及，也極大地推動了紫砂茶器制作的繁盛。正如《陽羨茗壺系》開篇所言：

壺于茶具，用處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實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蓮邦。審厥尚焉，非曰好事已也。故茶至明代，不復碾屑和香藥制團餅，此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

用紫砂壺泡茶，不失茶之原味，也不易霉餿變質，即“以本山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加上紫砂壺耐熱性好，傳熱緩慢，即使冬天注入沸水，也不會爆裂，并且使用提攜時不會燙手，具有其他材質無法比擬的天然優勢。正因如此，紫砂茶具深受世人的喜愛和追捧。晚明文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曾言：

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為適用……往時供春茶壺，近日時大彬所制，大為時人寶惜，蓋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

三是明代后期紫砂茶器制作的繁盛、藝人名家的輩出以及古董收藏的高漲，這是《陽羨茗壺系》產生的根本動因。明代后期，紫砂茶器的制作十分繁盛，名品逸作迭出，制作者當時已有強烈的精品意識和傳世意識，從金沙寺僧、龔春到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再到歐正春、陳信卿、陳仲美、沈君用等，多有留名，這是《陽羨茗壺系》編撰的主要素材來源。加上當時試新茶、品茗壺、玩古董等，已成為文人增長見識、愉悅性情、緩解壓力的一種生活時尚。晚明文人高濂曾在《遵生八箋》中論及古董收藏的樂趣：

時乎坐陳鐘鼎，幾列琴書，拓帖松窗之下，圖展蘭室之中，簾櫳香靄，欄檻花妍。雖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饑永日；冰玉吾齋，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于此？

明代后期，古董鑒藏名家輩出，如項元汴、董其昌、錢謙益等人，并出現了一系列鑒藏類著作，如《長物志》《古董十三說》《考槃余事》《洞天清錄》等。當時的紫砂名品盡管屬于“時玩”，但也在其品賞之列，甚至價同黃金。袁宏道曾在《瓶花齋雜錄》中言：

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其事皆始于吳中，獧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后，安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陽羨茗壺系》開篇亦有言：

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而為之系。

如此昂貴的紫砂“時玩”，激發了當時文人周高起欲探其世系、溯其源流的強烈興趣，這也是促成《陽羨茗壺系》問世的根本動因。

四是作者周高起的興趣所至和深度介入，這是《陽羨茗壺系》產生的直接原因。明代后期，文人不僅關注鑒藏紫砂茶器，還直接參與到紫砂制作中，如陳辰就曾代紫砂藝人刻款，被稱為“陶家之中書君”。周高起作為當時的收藏名家，對紫砂茶壺情有獨鐘，十分癡迷，也因此促成《陽羨茗壺系》一書的問世。周高起（？—1645），字伯高，江蘇江陰人，明末諸生。自幼聰明好學，博學廣聞，尤工古文辭。喜好校書，癡迷茗壺，著有《陽羨茗壺系》《洞山岕茶系》等。作為中國第一部陶瓷專著和紫砂茶器專著，《陽羨茗壺系》盡管篇幅短小，全文僅有4000多字，但是言簡意賅，內容豐富，涉及廣泛，是古今紫砂茶器研究者的必備查考文獻，在中國陶瓷文獻編撰史和茶文化史上都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19世紀以來中國陶瓷典籍的海外傳播及其對世界陶瓷業的影響研究”（18BG140）階段性成果）

（陳寧 作者單位：景德鎮陶瓷大學藝術文博學院）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