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軼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先后參與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典等專家建議稿的起草工作，出版《物權變動論》等，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發表多篇論文，兼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編纂實施《民法典》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動實踐，為中國民法學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民法典》時代的中國民法學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加強對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論研究，盡快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的民法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民法學首先需要提升民法學的內部對話能力和外部對話能力。
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國民法學在總體上呈現出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比較側重制度性研究。所謂比較側重制度性研究，主要是指民法學研究比較側重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解釋論的角度出發，闡明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上相關法律規則的含義，力圖為法律的適用確定一個相對清晰、妥當的前提，為裁判者的裁判活動提供可資借鑒的意見；二是從立法論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國現行民事立法的欠缺，并提出進一步改變或改進的意見，供作立法機關完善民事立法的參考；三是針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從民法的角度提出制度性的對策；四是對域外的民法制度進行翻譯、介紹、比較、分析，提出應當借鑒以及如何借鑒的建議或是闡明不應借鑒的理由。民法學界在進行上述四種類型的制度性研究時，存在過分依賴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的現象。
欲改變這一局面，中國民法學應當致力于建構內部的學術平臺，以這個學術平臺為基礎，民法學者對相關問題能夠進行有效的交流和溝通。就建構中國民法學內部的學術平臺而言，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就是強調在討論制度性問題的過程中，應遵循體系強制的要求，即采取體系化的思考方法。需要指出的是，體系化的思考方法和類型化的思考方法是兩種基本的法學思維方法。類型化和體系化的思考方法相伴而生，如影隨形，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須臾不可分離。當我們對思考的對象依照一定的標準去作類型區分時，同時也是在完成體系的建構；而我們對思考對象所進行的體系建構，必然建立在對思考對象進行類型區分的基礎上。
這里所謂體系強制，是指民法制度的構造應力求系于一體，力求實現一致性和貫徹性，非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不得設置例外。民法學者在進行制度性研究的過程中，采取體系化的思考方法，遵循體系強制的要求，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應遵循實質意義上體系強制的要求。民法學者在討論制度性問題的過程中，應維持法律制度之間價值取向的和諧。在討論制度性問題的過程中，討論者應尊重民法學界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并遵循由此所派生的討論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則。即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在討論制度性問題的過程中，不得支持構成民法基本價值取向例外的價值判斷的結論。二是應遵循形式意義上體系強制的要求。民法學者在討論制度性問題的過程中，應維持法律制度之間的邏輯和諧。
另一方面，學者需要致力構建民法學與法學各學科、與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之間的學術平臺。提升民法學的對話能力是進一步加強中國民法學自身建設、進一步提升中國民法學研究水平的需要，是進一步增強中國民法學對中國民事法治實踐回應能力和對域外民法學研究影響能力的基礎和前提。
相對側重制度性研究并且過分依賴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導致的第二個典型缺陷是“自我封閉”，用一句老話來講就是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制約了民法學的外部對話能力。自我封閉主要體現為在進行制度性研究的過程中過分依賴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討論者常常忽略了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與其他法律分析方法的差異，即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屬于未添加任何新的說服因素的論證方法，運用該方法固然可以維持討論者基本的討論資格，但對于欲論證的主題不能發揮任何積極的證成功能。而且過分依賴法律的邏輯分析方法最終會導致似乎民法學問題只是民法學者自己的問題，民法學者在進行相關制度性問題研究的過程中，欠缺與民法學以外的法學學科，與法學以外的哲學社會科學進行良性溝通和交流的渠道，在有意無意中營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民法學術界。這種自我封閉既使得民法學以外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無法成為民法學研究的知識資源，也使得民法學問題成為純粹的民法學者的問題，其他學科的學者無法切入民法問題的討論，形成了人為的知識隔絕。由此導致民法學與法學各學科、與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之間對話能力的欠缺。
就此而言，一個可能的路徑是關注“元民法學”的思考。“元民法學”包含一個國家民法學研究最低限度的學術共識。從中國民法學的學術發展實踐以及域外的經驗來看，“元民法學”的核心由兩部分內容構成：一是思考民法學問題的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與討論者取向、前見、偏好、習慣的塑造有關；二是思考民法學問題的分析框架，這就是民法學方法論。就思考民法學問題的思想資源而言，必須意識到民法學和法學各學科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它們所關注的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如何看待人的問題、如何看待家的問題、如何看待社會的問題、如何看待國家的問題、如何看待人類的問題、如何看待自然的問題，不同學科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完全可以溝通交流，相互參考，彼此借鑒。
思考民法學問題的分析框架，則與民法學問題的類型區分有關，這是要談的重點。根據討論的結論是否需要落腳于民法的規則設計或者規則適用，民法學問題首先可以區分為民法問題和純粹民法學問題：討論的結論落腳于民法的規則設計或者規則適用的，屬于民法問題；討論的結論不是落腳于民法的規則設計或者規則適用的，屬于純粹民法學問題。討論的問題究竟是屬于民法問題，還是屬于純粹民法學問題，這樣的問題大多屬于立法技術問題。民法問題，依據關注對象、討論內容的不同，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事實判斷問題、價值判斷問題、解釋選擇問題、立法技術問題、司法技術問題。
例如，民法問題中的事實判斷問題，關注的是生活世界中存在哪些類型的利益關系，以往對這些利益關系進行協調采用的策略是什么，采用這些協調策略希望實現的目標是什么，采用這些協調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目標。凡此種種，都屬于事實判斷問題的關注對象和討論內容。事實判斷問題的討論結論，直接決定著是否需要后續依次啟動價值判斷問題、解釋選擇問題、立法技術問題和司法技術問題的討論。例如經由社會實證分析方法的運用，通過細致全面的社會調查，認真梳理分析第一手資料，確定現實社會生活中不存在特定類型的利益關系，就不需要考慮在《民法典》中對該種類型的利益關系作出價值判斷。只有經由社會實證分析方法的運用，發現存在特定類型的利益關系，才需要跟進考量如何去作出價值判斷，進而在價值判斷結論的基礎上，進行解釋選擇，權衡立法技術，運用司法技術。就事實判斷問題的討論而言，其結論符合社會生活實際的，該結論為“真”；偏離社會生活實際的，該結論為“假”。也即，事實判斷問題的討論結論，存在真假之分。
民法問題中的價值判斷問題，關注的是哪些類型的利益關系適合用民法去進行協調；面對沖突的利益關系，究竟讓哪些類型的利益實現，又阻止哪些類型利益的實現；究竟讓哪些類型的利益優先實現，又讓哪些類型的利益序后實現。換言之，民法問題中的價值判斷問題，重點關注的是利益的取舍和利益實現的先后序位問題。民法問題中的價值判斷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真假的問題，而且在價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對于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不同價值判斷結論，也沒有對錯之分。對于具體價值判斷問題的討論，也應當用社會實證分析的方法去梳理和確定大多數人所持守的價值取向、所分享的價值共識究竟是什么。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跟大多數人所持守的價值取向、所分享的價值共識相適應的價值判斷結論，就是接受程度更高的價值判斷結論。在成文法的法律傳統之下，需要用有限的法律條文來應對無限豐富的社會生活。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用專業、抽象的民法術語來解釋、表達、描述、想象社會生活中的各類現象。換言之，只有完成從生活世界向民法世界的轉變，民法這個部門法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民法問題中的解釋選擇問題所關注的，就是生活世界中的哪些生活現象需要進入民法世界，以及要用民法世界中什么樣的概念和術語來解釋、表達、描述和想象這些生活世界中的生活現象。解釋選擇問題，沒有真假之分，也沒有對錯之別。不同的解釋選擇結論，只有可接受程度高低的區別，哪種結論更符合大多數人所分享的前見，該結論就是可接受程度較高的解釋選擇結論。但決不能據此得出結論，吻合少數人所分享的前見的結論，就是假的，或者是錯誤的解釋選擇結論。
可以肯定，《民法典》時代的中國民法學，制度性研究仍然會是民法學研究的核心組成部分，是從事其他類型民法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從事其他類型民法學研究的最終歸宿。但《民法典》時代的中國民法學為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對話能力，一定會強調制度性研究應當是普遍運用了體系化思考方法的制度性研究，應當是面向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開放的制度性研究。只有這樣，《民法典》時代的中國民法學才不會是零散的、沒有根基的民法學，相關民法學問題的討論才不會是無底棋盤上的游戲。只有這樣，《民法典》時代的中國民法學才能真正對人類知識的增長作出自己的貢獻。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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