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資本論》的闡釋史，就學科闡釋方式看，迄今為止一直存在著經濟學、哲學、政治學、邏輯學等多樣化的闡釋路徑。這些多樣化的闡釋維度是歷史地生成的，既具有歷史性的合理性，也具有歷史性的局限性。
一、經濟學理論定向的闡釋
毫無疑問的是，《資本論》首先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因此對《資本論》做經濟學理論定向的闡釋具有當然的理論合法性，它對于完善、推進和發展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呈現《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具有重要意義。但《資本論》又不單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同時還具有哲學的維度，是一部唯物史觀的理論巨著，因而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經濟學的闡釋維度。
從歷史看，對《資本論》的單純經濟學的實證化解讀傾向肇始于第二國際的所謂理論正統。嚴格說來，在作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甚至普列漢諾夫那里，他們并不否定《資本論》與唯物史觀的統一。但是，當他們把唯物史觀庸俗化為“經濟決定論”時，對《資本論》的經濟學闡釋就實質性地喪失了唯物史觀的哲學高度，從而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降低到它本已全面超越了的古典經濟學水平，更多的是在李嘉圖意義上解讀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因而無法應對來自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流派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攻擊。面對由龐巴維克挑起的論戰，盡管希法亭寫了專門的論戰著作，但馬克思主義陣營基本處于守勢，伯恩斯坦甚至以“邊際效用論”取代了“勞動價值論”，徹底背離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立場。
然而，在進一步的理論反思中，一些國外學者卻把根源歸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陳舊落后和理論上的不夠實證精確，要求更加徹底地清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以進一步淡化《資本論》的哲學色彩，并在方法論上更為主動地向主流經濟學靠攏，用主流經濟學的實證方法替代馬克思的辯證法。
這一理論努力的典型代表就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數理馬克思經濟學派”。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獨特的哲學方法，主張運用分析的實證的現代研究方法重新界定馬克思的問題和理論，以便使其更具“科學”性質。因此，科恩運用分析哲學的方式重構唯物史觀，埃爾斯特和羅默則直接引入了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同時采用主流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化、均衡分析框架等微觀分析方法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問題。
數理馬克思經濟學派也將數理分析運用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并在吸納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前提下與主流經濟學展開論戰，以維護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森島通夫就轉形問題與薩繆爾森的論戰及其對擴大再生產理論的新解、置鹽信雄在價值理論上的“馬克思基本定理”和關于平均利潤率的“置鹽定理”等，都是頗有影響的理論嘗試。
在經濟學理論的技術性層面上，《資本論》的經濟學理論定向的現代闡釋有助于提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呈現《資本論》的當代性意義。但是，《資本論》的科學性及其當代意義并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理論及其技術性層面上，它同時還體現在《資本論》內在包含的唯物史觀理論以及其分析現代社會的哲學立場與哲學方法中。
二、哲學化理論定向的闡釋
第二國際理論家對《資本論》的實證化闡釋的不足，催生出盧卡奇的哲學化闡釋方式。哲學化的闡釋試圖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引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凸顯《資本論》的哲學理論定向，呈現《資本論》的哲學性質及其當代意義。但是，由于對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及其與黑格爾哲學關系的不同理解，在《資本論》的哲學理論定向的闡釋中，誕生了諸如黑格爾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等多種闡釋維度。
（一）《資本論》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定向的闡釋
繼盧卡奇之后，阿爾都塞開啟了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化解讀路徑。在阿爾都塞看來，盧卡奇以黑格爾哲學解讀馬克思哲學，不僅導致了主觀主義，而且將辯證唯物主義歸入歷史唯物主義。因此，祛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恢復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地位，成為阿爾都塞對《資本論》進行哲學化解讀路徑的基本理路。為了祛除黑格爾哲學的影響，阿爾都塞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總問題”和“認識論的斷裂”，據此劃分馬克思早期與后期思想、哲學意識形態批判與經濟學批判的界限，凸顯馬克思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本質及其與《資本論》的內在關聯，從而開啟了以辯證唯物主義解讀《資本論》的獨特哲學化路徑。
針對黑格爾哲學的歷史主義和本質主義，阿爾都塞以結構理論的“總問題”為支撐討論了《資本論》的對象，嚴格與古典經濟學的對象區別開來，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經驗主義和效用體系，顯示出《資本論》所具有的不可還原的客觀結構與理論特質；針對黑格爾的“整體”本質上“絕對不是結構”而是同質性精神的思辨哲學特質，阿爾都塞強調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是結構”，因而主張用“或然的唯物主義”對抗“目的論”，用“多元決定論”或“超決定論”對抗“一元決定論”。某些深受阿爾都塞影響的學者延續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化解讀，進而以斯賓諾莎資源解讀《資本論》，并從斯賓諾莎的生命政治學中導引出一條激進政治的解讀路徑。
客觀而言，不論是對于第二國際理論家的實證化經濟學解讀，還是對于盧卡奇的哲學化解讀之癥結，阿爾都塞都有著清醒的認識：“經濟學家所指責的馬克思理論上的缺陷和弱點恰恰是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時，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馬克思同他的批評者以及某些最親近的擁護者的根本區別。”但是，當他試圖恢復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哲學”力量，并把它歸結為辯證唯物主義，并據此從共時性的實體結構或關系結構去解讀《資本論》時，馬克思所要竭力呈現的那個社會關系實體自身的能動展開過程卻消失不見了，我們既看不到馬克思基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性回溯，也看不到馬克思對價值形式自我否定性的現實性呈現及其必然性超越。可以說，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哲學解讀所成就的既不是《資本論》，也不是唯物史觀，而是把《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割裂乃至對立起來的抽象辯證唯物主義教條，是由之而發生的《資本論》與唯物史觀的對立。
（二）《資本論》的黑格爾主義理論定向的復興
在阿爾都塞及其后學竭力驅逐黑格爾哲學影響時，英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卻掀起了黑格爾哲學的再次復興。但與盧卡奇訴諸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解讀路徑不同，他們更多的借助黑格爾的《邏輯學》對《資本論》展開系統辯證法與價值形式的分析，因而被稱為“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其勢頭甚至完全壓過了英美本土產生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邏輯學》與《資本論》對照解讀，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至世紀之交的哲學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哲學界對《資本論》唯物史觀性質及其當代意義的關注，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新辯證法學派的哲學化解讀路徑在國內學界的影響迅速擴大，并引起眾多學者的呼應。比如，通過對《資本論》與《邏輯學》的互文性解讀，趙敦華基本認同新辯證法學派的觀點：“《資本論》前五章的研究對象和《邏輯學》范疇一樣是‘形式’。”
在這里必須指出，《資本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理論定向的闡釋，是一種在國內理論界廣泛流行的闡釋維度。該闡釋維度集中表現在唯物史觀與《資本論》關系上的“推廣應用與反證說”。就其最初的理論表現形式而言，它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發生歸結為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黑格爾辯證法的結合以及由此而發生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創立，把歷史唯物主義看做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社會歷史領域的運用，從而把《資本論》看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推廣應用與反證；在其最新的理論表現形式上，它主要強調歷史唯物主義與《資本論》的更為直接的關聯以及在這種關聯中的推廣應用與反證。毫無疑問，這一闡釋方式對于推進國內的馬克思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發揮了不容抹殺的重大理論貢獻，但也存在著可以討論的理論空間。作為一個在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闡釋方式，“推廣應用與反證說”把唯物史觀的創立看做先于《資本論》研究的一個理論事件，而《資本論》研究的開展則是唯物史觀的推廣應用與反證。就此而言，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關聯還是外在性的，它們之間的內在性關聯并未真正呈現出來。
三、中介性辯證法：《資本論》作為闡釋唯物史觀的哲學力量
從國內外理論界所呈現的《資本論》理論路向的多樣化闡釋維度看，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基本性質，如何看待馬克思與黑格爾哲學的關系，既是造成不同闡釋路徑的根源，也是進一步反思和重建《資本論》與唯物史觀內在關聯、呈現《資本論》當代意義的突破口。
問題的關鍵在于，作為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雙重批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貫徹了徹底的中介性原則。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決不能不通過任何中介環節，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個特殊形式混淆起來”。在馬克思看來，“李嘉圖的方法是這樣的：李嘉圖從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勞動時間這個規定出發，然后研究其他經濟關系(其他經濟范疇)是否同這個價值規定相矛盾”，問題在于“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但是，剩余價值和利潤、商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之間，是不能直接關聯和等同的，所以李嘉圖解釋不了“等量資本等量利潤”和“價值決定于勞動”的矛盾；實際上，這要經歷從剩余價值到利潤再到平均利潤的中介環節才可理解。對此，恩格斯曾經做出如下精準評價：“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他確定了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第一個詳盡地闡述了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
應該說，在價值形式分析中貫徹始終的中介性辯證法，同時也賦予了馬克思價值形式分析的可回溯性；它意味著不僅每一個經濟范疇都可以被回溯到現實的經濟關系，而且每一個高階范疇都可以被回溯到低階范疇，因而由這些范疇所組成的價值形式體系同時也展示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歷史性。從商品、貨幣到資本的價值形式上升序列，同時意味著資本的可回溯性。對此，馬克思反復提醒人們，既不可以“把資本的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貨幣——本身跟資本等同起來”，“把資本的使用價值存在方式——勞動資料——本身說成就是資本”，又要看到資本的歷史前身及其來歷。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我們前面所考察的經濟范疇，也都帶有自己的歷史痕跡。產品成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要成為商品，產品就不應作為生產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資料來生產。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什么樣的狀態下，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只有在一種十分特殊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馬克思還指出：“勞動并非向來就是抽象的，將勞動變成‘抽象人類勞動’的抽象也不是勞動自己的作為。勞動并不會使自身抽象化。抽象是外在于勞動的，并處于交換關系的特定的社會交往形式之中。”在談到“交換價值”時，馬克思指出：“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下，使用價值才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中介。”在談到“利潤”時，馬克思指出：“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而剩余價值只有通過分析才得以從利潤中剝離出來。”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的邏輯維度，不僅把每一個價值形式范疇看做是特定社會經濟關系的理論表達，而且據此呈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來歷，處處體現出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起源的回溯，這就是馬克思價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觀原則。馬克思正是據此打破了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賦予的經濟范疇的抽象性與永恒性，從而在超越邏輯形式，在實質性的內容層面上，本質性地呈現出《資本論》與《邏輯學》形式分析方法的界限。這也正是被盧卡奇、“新黑格爾派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遮蔽的至關重要的東西。他們沒有看到，正是唯物史觀在《資本論》中的實質性出場賦予了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分析以唯物史觀高度，使得《資本論》不論在結構體系上，還是在價值形式分析的經濟范疇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凸顯出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根本性超越。
總之，既不可以忽視甚至祛除黑格爾哲學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也不能過分夸大它在《資本論》中的地位。只有既看到黑格爾作為馬克思發動哲學與經濟學革命之必要理論環節的重要性，又看到馬克思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本質性超越，才能把唯物史觀看做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掙脫出來的偉大成果，才能看到唯物史觀自誕生之初就具有的鮮明的《資本論》定向，以及唯物史觀之在《資本論》中的實質性呈現，建構起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內在性關聯。
（單位作者：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原題《〈資本論〉理論定向的闡釋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張征/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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