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病的自身特性及其非常態應對措施使本已陷于困境的全球化發展迅速“熔斷”，并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發展的歷史大轉折。
作者簡介：劉貞曄，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教授。
項目基金：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課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礎理論研究”(18VSJ002)的成果之一；
一、 疫情是“熔斷”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強制性力量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迅速蔓延為全球性大流行病,使人類遭遇了過去40年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熔斷”。新冠疫情之所以成為“熔斷”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強制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新冠疫情的自身特性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可抗性”。
觀察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特性,至少具有這樣幾個特點:大流行病暴發的突發性和危機性、應對的被動性和非常態性、巨大破壞性和不確定性、病毒源頭的不可控性和暴發時刻的不可控性等。
具體分析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這些特性,可以看到:第一,突發性全球大流行病超出了國家平時的行政應對能力和市場反應能力;第二,全球大流行病的治理在資源的可獲得性上要求具有即時性、在地化,時間上要求不可遲延,可獲得性上要求在當地即可獲得緊急醫療資源,可以說“遠水不解近渴”成為疫情危機的重要特征;第三,在治理應對措施上,應急狀態下的全球疫情治理導致國際交往和市場網絡的隔離、斷航、斷供、斷網和斷鏈;第四,全球新冠疫情病毒源頭、暴發時刻的不可控性加劇了危機的“持續性”和不確定性;第五,應對疫情舉措政策部分常態化。疫情的持續性導致各地區都在建立常態化應對機制,并把應對疫情的部分應急舉措和政策常態化。
從以上疫情自身特性和應對疫情手段的特性可以看出,全球新冠疫情的突發危機性和應對手段的超常規性已經成為影響和打斷正常社會秩序運轉的強制性力量。在被強制打斷和沖擊的秩序中,全球化秩序首當其沖。在全球疫情暴發的短暫時間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持續發展的全球化被全球疫情及隔離措施迅速“熔斷”:全球人員交往“斷航”,全球供應鏈“斷供”,全球產業鏈“斷鏈”,全球貿易市場網絡“斷網”。全球化進程的“熔斷”和“停擺”預示著人類歷史已經開啟某個側面的大轉折,各種全球系統性風險已經由幾十年來的“預言性”和“潛在性”狀態實實在在地演變為全球系統性超級強制力量降臨到人類頭上,成為人類在21世紀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二、 疫情對深度發展的全球化踩下了急剎車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化發展向著縱深化方向持續發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貿易市場以及跨國傳媒、全球教育、全球公民社會網絡等向主權國家內部縱深方向拓展,國家日益被嵌入(embedded in)全球化網絡之中。面對深度嵌套發展的全球化,如何保持國家的自主性和抵御全球化發展的不平衡?這些新的挑戰引發了主權國家明確的不安全感。例如,中美貿易赤字和谷歌等跨國數字媒介、非政府組織網絡、尖端科技等在全球化進程中深度嵌入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之中,分別成為美中兩個大國日益加深的安全關切。中美貿易赤字幾乎是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開始出現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只是暫時緩解了美國的焦慮和關切,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對全球化發展不平衡的一種扭曲的強制性調整。伴隨著全球化向著縱深化方向發展,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網絡媒體等日益深度嵌入中國社會,同樣引發了中國日益強烈的安全關切。在科技領域,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迅速增大,中國經濟對世界尖端科技的高度依賴從更深層次上引發了中國的不安全感。因此,自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期開始,谷歌離開中國,中國對境外非政府組織加強立法和管治,科技領域推出“中國制造2025”等,這都反映出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并在經貿、科技、社會、文化傳媒領域出現深度嵌套的情勢下,主權國家特別是大國對系統性風險與生存危機的敏銳嗅覺和本能反應。
這次全球疫情大危機及其造成的全球化“熔斷”,恰如是在向縱深化和嵌入化方向發展的全球化做出的緊急剎車,先是中國在疫情初期采取斷然隔離措施給全球供應鏈帶來的急剎車,再是全球疫情大暴發高峰導致的全球醫療資源供應鏈的全盤斷裂,隨后呈現的是疫情期間各種“熔斷”措施的常態化,全球疫情猶如巨大幽靈降臨在一路高歌猛進的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給深度發展的全球化套上了重重的鎖鏈。
曾幾何時,“世界是平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賴等等,組成一幅幅人類克服領土主權國家局限的理想圖畫,但是,疫情大暴發給主權國家與全球化之間的界限敲響警鐘,并以各種極端的疫情應對措施切割了二者間的關系。這種切割只是短暫的痛苦還是持久性的斷裂?此次疫情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暫時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和回答。
三、 疫情打破了對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的“盲目樂觀主義”
在全球化發展史上,這次全球范圍內的疫情大暴發,可以看作是一場模擬兩次世界大戰阻斷全球化效應的預演或者推盤演練。在全球化發展史上,兩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國家間宣戰的客觀效應造成了相互間的斷航、斷供和斷鏈。今天,各個國家在應對疫情緊急狀態下所采取的斷航、斷供與斷鏈,客觀上對全球化具有相似的阻斷效果。在回顧全球化發展史時,人們總是樂觀地認為,只要不再暴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世界性大戰,全球化就不可阻擋。但是,新冠疫情的暴發充分表明,即使不暴發世界性大戰,也有可能出現斷航、斷供、斷鏈等導致全球化與全球相互依賴“熔斷”的現象。
再退一步來看沒有世界大戰的冷戰史,全球化與相互依賴在某種程度上的“撕裂”也是一個客觀歷史事實。冷戰期間這種被“撕裂”的全球化也被很多人描繪為“半球化”,即兩大陣營之間事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斷航、斷供與斷鏈。因此,今天當人們審視新冠疫情給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效應時,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性問題,即如果全球化體系中的關鍵性國家走向對抗,最終會不會導致類似冷戰時期兩大陣營之間某種程度的斷航、斷供、斷鏈?
總之,全球疫情大暴發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人們對全球化的盲目樂觀主義情緒,促使人們對全球化采取一種更加理性、審慎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限的樂觀主義。
四、 疫情應對考驗著世界各國處理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一體化互動的能力
自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全球化向深度發展,全球性議題日益滲透到國家治理議程之中,同時,國家治理議題及其效應也通過全球性聯結而日益外溢到全球治理議程中去,因此,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日益形成一體化互動的格局。在今后的治理議程中,應如何駕馭和應對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一體化互動的進程?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應對提出了新的考驗。
應對疫情采取的非常態措施,如“封路”、“封廠”、“封城”乃至所謂的“封國”等,在常態生活中顯然是一系列極端措施。世界各國針對新冠疫情擴散和傳播采取的前所未有的隔離和封鎖措施,直接導致了全球市場和人員交流層面的斷航、斷供和斷鏈,全球化和全球性相互依賴的緊密網絡段(network segment)極速地出現“熔斷”。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貝婭塔·姚沃爾奇克(Beata Javorcik)在接受《外交政策》雜志采訪時所言,“中國的一個省份進入了隔離狀態,世界各地的工廠突然都沒有供應了”。這說明,在疫情應對中,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作為全球市場和產業鏈中的一環突然斷掉,與之相關聯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就會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隨之崩潰。在全球化發展深度嵌套和全球性相互依賴如此深刻的今天,任何國家治理進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特別是疫情應對所采取的極端措施,必須考慮到其給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一體化互動進程所帶來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的聯動效應。否則,各國的國家治理進程就會被任何其他國家的治理外部性效應強制打斷。
因此,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之間是否需要一個或模糊或明確的邊界,以便使國家治理在被深度嵌入全球治理進程的同時,有一個自我保護的彈性空間?如果這是必須開展的一個新的治理體系建構進程,那么,全球化與全球性相互依賴的未來發展趨勢是要經歷一個“再領土化”和“再國家化”的新進程嗎?如何在“再領土化”和“再國家化”新進程中既能夠繼續享受全球化與相互依賴的益處,同時又能夠確保主權國家治理進程的自主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這項復雜的治理體系再構造議程都考驗著主權國家處理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一體化互動的能力。
五、 全球化的逆轉可能會使部分國家主動或被動地選擇“部落化”的一體化
面對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帶來的全球化“熔斷”和停擺,不少學者提出,有選擇地重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鏈條,同時走向地區一體化。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全球化是不是在走向一種“條塊化”的全球化?面對疫情中的全球化“熔斷”,各國開始選擇精心營建一種“條形化”的全球供應鏈與產業鏈,或者采取區域一體化模式的“塊型的全球化”,以規避各種潛藏“熔斷點”的全球化風險。這會是今后主導性的全球化形態嗎?如果這樣一種有選擇的“條形”和“塊型”的全球化是可能的,甚至是在不斷升級的大國對抗中,成為一種必須的和無奈的選擇,全球化中的關鍵性大國就是走在主動屏蔽或者被動屏蔽以往相互依賴關鍵鏈條的道路上,全球化會否因此就重新走向冷戰時期那種“部落化”的一體化?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離開了全球化體系中的系統性力量,一種“部落化”的全球化路徑究竟能夠走多遠?
六、 疫情期間世界主要大國的治理立場分歧表明全球治理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治理經歷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主導大國合作和推動全球治理的歷程,它也被一些學者稱之為全球內嵌的自由主義治理,其中包含著美國霸權治理的影子。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美國霸權主導地位基本沒有受到挑戰,大國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實現歷史上少見的“和諧世界”局面,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一路高歌猛進。但是,進入21世紀后,這樣的好景持續不長。2008年金融危機給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和霸權治理能力帶來巨大沖擊和削弱。與之相反,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新興大國迅速崛起,其迅速提升的實力為其拓展國際影響力提供了日益增強的自信,變革和重塑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成為其雄心勃勃的大國政治目標。于是,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巨變帶來的大國競爭,全球治理體系中塑造與反塑造的針鋒相對的角力由此迅速展開。
回顧幾百年來國際關系史上大國競爭和對抗的歷史,今天的超級大國必須從歷史經驗教訓中學會管控大國對抗的烈度,并著力為大國合作的滑坡設立底線。這不僅是現實中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大流行病的需要,也是超級大國吸取歷史上極限對抗所帶來的教訓和災難的需要。因此,今天的全球治理正在經歷30年(冷戰結束)以來,甚或說40多年(撒切爾夫人與里根總統啟動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治理)來前所未有的大轉折。
全球治理并不只有一種邏輯秩序,而是至少有兩種邏輯秩序——新自由主義秩序之外還存在以所謂“北京共識”為代表的邏輯秩序。這種有別于西方的治理秩序有一套與西方相異的關于國家與市場的不同邏輯,關于國家角色與工業化戰略的不同邏輯,關于發展的優先性及環境和勞工標準等不同于西方標準的邏輯。當今時代全球治理體系中的這些不同邏輯秩序如何和平共處,且避免上升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對抗層面?這無論對當今的全球治理體系還是超級大國相處的藝術都是全新的考驗。
疫情期間,以中美為代表的世界主要大國在疫情應對和治理合作上出現了巨大分歧,特別是美國的“甩鍋”行為和為推卸責任而釋放的“政治病毒”給大國合作造成巨大傷害。全球治理如果失去了過去幾十年的大國合作基礎,新的基礎將是什么?全球治理的本義應該是強調非國家行為體在治理中的重要性,但是,國際組織和超國家治理機構仍然是以大國合作為基礎的,離開了大國合作,像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等就會陷入停擺。而大國競爭和對抗也更可能會給非政府組織和全球公民社會的治理參與帶來障礙,甚至一些大國會對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清理。但是,鑒于冷戰時期超級大國之間的極限對抗,對超級大國自身以及國際社會乃至全人類所帶來的恐懼和災難,人們有必要從中吸取教訓,尋找路徑約束超級大國的對抗,并探索超級大國對抗中合作的縫隙。顯然,面對這種責任,全球治理責無旁貸。一方面,作為冷戰結束后誕生的大國合作新路徑,全球治理應該能夠成為舒緩大國對抗的新舞臺;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尋找新的國際合作基礎,以對沖大國對抗帶來的可能風險乃至災難。這種新的基礎的探尋意味著全球治理要經歷一次巨大的決定性轉型和歷史性大轉折。
七、 疫情重構人們認識全球問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新冠疫情既是對全人類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每一個具體的國家及其公民的挑戰和傷害。因此,應對全球性危機問題,既需要全球層面的共同努力,也更需要具體國家的自我應對。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突發性和應急救助的即時性、在地化(Localization),出現的應對局面必然是具體國家的自我救助和救助資源告急狀態下的自我保全。這就提醒人們對過去認識全球性問題的一些價值觀進行反思。
過去人們總是講“全球性問題全球性應對”“全球性問題全球性解決”,自然的推論出全球問題和全球性危機帶來的是全球主義。但是,新冠疫情表明,全球性問題并不必然導向全球主義。恰恰相反,全球疫情應對出現的是“全球性疫情,國家化應對”。疫情暴發讓人們重構認識全球問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全球化的深度發展和超級全球化政策給主權國家帶上了價值觀的“緊身衣”,在更多時候,主權國家被當作全球化時代一切全球性問題的源頭甚至是“罪魁禍首”。但是,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改變人們對國家的看法和定位。在全球疫情面前,國家不再是全球化意識形態中的“惰性力量”,相反,只有國家具備足夠的治理能力和效率才能足夠應對疫情的全球蔓延,每一個具體的國家及其公民才是承載全球治理任務和價值的本體。疫情后的全球性問題治理有必要打造一種新的全球主義,這種新的全球主義不應該再是簡單的“去國家化”的全球主義,而應該是國家政府能夠發揮有效治理效能的全球主義。
八、 疫情將使追求更加安全的、低風險的全球化成為必要選擇
在全球化向深度發展和全球性相互依賴日趨加強的時代,暴發于地球一隅的新冠疫情在短暫的時間內迅速演變為一場全球大流行病,充分暴露了幾十年來持續性地消除邊界壁壘,“去領土化”“去邊界化”的全球化所具有的脆弱性。從系統性上來看,全球化向深度發展似乎創建了一個高效的全球化生產體系、貿易體系、金融投資體系、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雖然這個去領土化的經濟全球化體系是高效的,但確實又是具有高度風險和脆弱性的。在利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間,今后人們要考慮怎么樣才能取得全球化的高效性與自力更生、自我保護方面的平衡?建構的未來全球化體系不能再逾于短視的眼前收益,必須有足夠的應對危機和重大風險的彈性。目前,全球疫情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的情勢下,全球化從“熔斷”狀態起步維艱,無論是企業、家庭,還是國家都在“規避風險,逃向安全”。在疫情應對措施常態化的情勢下,全球化被“熔斷”的很多斷面可能會永久地斷裂。如果過去人們是在追求高效的全球化,今后勢必要追求更加安全的、低風險的全球化。
九、 疫情呼喚國際社會腳踏實地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之路
客觀而言,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給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帶來巨大挑戰,主要大國美國在疫情應對中的各種“甩鍋”和推卸責任,醫療資源告急情況下呈現出的各種自我中心主義,全球治理機構發揮作用的有限性等等,這都給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帶來新的困難和困擾。但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正是為當今時代人類社會應對各種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戰和困難而提出的,其本身應該具有鮮明的實踐性,而非空想的烏托邦。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應對中所呈現出的困難和紕漏,從反面證明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在巨災面前,命運與共,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正是大疫當前所亟需和必要之舉。
鑒于當前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及主要大國的單邊主義和推卸責任態度,國際社會有必要高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從維護當前世界和平秩序出發,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推卸責任,腳踏實地地推動多邊合作,共同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之路:第一,應堅定不移地支持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合作秩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打造堅實的國際秩序基礎。只要國際社會團結一心,共同維護聯合國權威,支持聯合國發揮多邊合作的核心作用,個別大國的不負責任和釋放“政治病毒”就會失道寡助,維護世界和平和戰勝疫情困難就有了堅實的國際秩序基礎;第二,堅定地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等全球治理機構的工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打造關鍵的國際基礎設施。在疫情期間,中國積極與世界衛生組織保持溝通,及時進行疫情通報,第一時間向世界衛生組織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積極配合世衛組織疫情防控方案,為世衛組織在全球疫情治理中發揮關鍵性協調作用提供最堅強有力的支持;第三,中國要勇擔責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做出積極貢獻和示范。疫情期間眾多國家相互伸出援手,積極提供醫療物資和人員幫助,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營造了良好國際環境。中國在疫情期間向眾多國家提供了口罩、防護服、醫藥等各種醫療物資,派出多支醫療隊分赴不同國家支援抗疫,分享抗疫經驗,做出很好的表率和示范;第四,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關鍵還是要世界各國發揮自身優勢,把自己發展好,建設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每個國家自身的治理都向國際社會傳遞和輸送積極的、正向的外部效應,人類社會就能夠營造出理想的命運共同體。
滇公網安備 5304020200025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