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經之風在北宋前就已悄然吹起。朱維錚的《中國經學史十講》認為其源于唐宋之際的經學革新運動，而張富祥的《宋代文獻學研究》則認為文獻學意義上的疑古辨偽萌芽于先秦時期，但真正形成一種思潮還是在兩宋時期。盡管疑經思想濫觴于趙宋之前，但尚未波及《周易》和《詩經》，自從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易童子問》否定孔子作《易傳》之后，這一風氣，在宋代文人筆記中就多有體現。歐陽修又著《詩本義》，力求擺脫漢唐章句訓詁的束縛，形成“求詩人之意，達圣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和“講太師之職，因失其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的“詩本末”論（《詩本義》卷十四《本末論》），“本末”從此成為重要的詩論范疇，《詩本義》也促進了宋代詩學的變革和發展。宋代學者的懷疑精神，對包括易學、詩學在內的整個宋代學術的治學理路、學術體系的架構等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于《周易》的作者，司馬遷的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傳之說在唐初孔穎達等人編撰《五經正義》前幾成定論，然此說在疑經盛行的兩宋時期飽受質疑和挑戰。歐陽修之后，很多學者對《易傳》諸篇與孔子的關系進行了種種論斷。有的肯定孔子作《說卦傳》，如宋祁在《宋景文筆記·卷中》說“孔子敘乾為玉、為金，坤為牛、為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有的主張孔子作《系辭傳》，其余篇章乃孔子后學集其訓解而成，如兩宋之際王觀國的《學林》主張孔子作《系辭傳》，并認為《文言傳》與《論語》一樣皆由其門人弟子匯集成書，《文言傳》與《系辭傳》之所以含有“子曰”二字，是因為孔子曾做過訓解，后由弟子記錄下來；有的則徹底否定孔子作《易傳》之說，僅認為其“述”《彖》《象》二傳，如南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載“言‘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亦無明據”，“所謂《彖》《象》《系辭》作于孔氏者，亦未敢從也”，等等，不一而足。從而掀起了一股懷疑之風，一些學者在對孔子作《易傳》之說否認的基礎上進而對《周易》古經的作者亦有所疑，并自標新說。有的認為周公和孔子作卦爻辭，如王觀國《學林》認為，如果按照伏羲畫卦、文王重卦說，文王則為爻辭的作者，但文王之時箕子尚未明夷，因此文王無法預言箕子明夷之事，所以其批評顏師古之注《漢書》，不明此處文王作爻辭與箕子明夷之間的矛盾，提出卦爻辭為周公、孔子所作說；有的認為畫卦重卦之人為伏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如南宋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一》中認為《周易》伏羲之時僅有卦畫，至文王始有文字，即畫卦重卦之人為伏羲，否認文王重卦，主張文王作卦辭，在此書卷二中認為周公作爻辭；有的則徹底否認伏羲畫卦、文王重卦說，如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中從起源上對此說予以否認，其依據《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以為《周易》與《連山》《歸藏》一樣，原本就有八經卦、六十四別卦，無須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故其認為畫卦重卦之說“蓋出于相傳浮說，不可信”。
以自標新義、自創新說而著稱的宋代學者，其懷疑步伐并未止于《周易》經、傳的作者問題，他們還改動經傳文字，而且對《周易》經、傳的篇章次第進行了再審視，并編訂了很多所謂的“古本《易》”。據王鐵的《宋代易學》統計及宋人筆記所載，王洙、邵雍、呂大防、晁說之、薛季宣、程迥、呂祖謙、吳仁杰、周燔等人皆編訂過所謂的古《周易》。
“古本《易》”的編訂，是疑古思潮深化的必然結果，使宋代經學由“疑經”發展到“改經”，并波及其他儒家經典。另外，與《詩本義》幾乎同時出現的蘇轍的《詩集傳》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為由，主張“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從刪汰”（《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即棄《序》言詩，突破了漢唐詩學的藩籬，也為宋代詩學研究開辟了新視角。其后，朱熹承襲了歐陽修、蘇轍等人的疑古精神，除以呂祖謙的《古周易》為底本撰寫《周易本義》而使經、傳分離外，而且還盡廢《詩序》，加劇了宋代《詩序》之爭，同時也為宋代詩學研究注入了理學觀念。總之，學者“改經”風靡一時，“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困學紀聞》卷八），將疑經思潮推向極致。
宋代學者并不是純粹疑經、改經，而是借此創建新的治經方法。在很多學者看來，既然包括《易傳》《詩小序》等很多漢代以前的解經闡經之作，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那么漢唐之際的注解更是自不待言，在這種思維定式的影響下，他們自然認為漢唐傳說必然有違經義，因此主張治經拋棄傳說，獨研義理，從而形成了風靡兩宋、歷經元明而不衰的宋學，革除了注疏之學的僵化之弊，為經學發展注入新風。然宋學重義理闡釋而輕文字訓詁，有空疏之嫌，因而在疑古大潮之中，亦有部分學者對儒家經典的文字訛誤、脫衍、訓詁及典章制度的考辨、歷史事實與歷史人物的考證等予以獨特關注，又形成了歷史考據的治經方法，給宋代學術帶來少許厚重感。如洪邁的《容齋隨筆》一書，或借他書所載，或據字形、字體，或文注互證，校勘經傳之文二十處。虞翻釋《坎》卦之上六爻“系用徽纆，寘于叢棘”時所說的“獄外種九棘”，后人多不解其意，洪邁據《周禮》《禮記》所載典章制度，疏證“九棘”的來龍去脈，言而有據，使人對虞氏之誤了然于胸。
另一方面，亦有部分學者在否定孔子與《系辭傳》關系的基礎上，本之疑經，將懷疑精神引向以《系辭傳》為主要立論基礎所構建的程朱理學，進而架構新的理論體系對其予以反駁和挑戰，從而使疑古思潮在兩宋呈現出縱橫交織的局面。如南宋永嘉事功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在繼承歐陽修疑古思想和事功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薛季宣“改經”傳統的基礎上，否定孔子與《易傳》的著作關系，認為孔子不是“作”而是“述”《彖傳》《象傳》，這對以《易傳》尤其是《系辭傳》為主要理論依據的程朱理學的宇宙本體論和創化論而言，不亞于是釜底抽薪，動搖了其立論基礎，也否定了其正統性；并以《彖傳》《象傳》為基點，依據張載的氣論說，以孔子未言“太極”為由，提出了以“氣”（“物”）為萬物之源的本體論及“氣”經陰陽交感而成萬物的創化論，與理學家們以“理”為本、物生于“理”的本體論和創化論截然不同。正因葉適主張以“氣”為本、“氣”生萬物的本體論和創化論，所以其認為《周易》通過對萬物之“象”的模擬來體現其德行及安身立命之“理”，而且此“理”不能脫離“象”（“氣”或“物”）而存在，因此認為只有將從宇宙萬物中體認的“理”與萬物相結合，才能檢驗“理”的正確與否，體現了其以“物”（“器”或“氣”）為本、“物→理→物”的認知論和踐行觀，并基于孔子所述之《彖傳》《象傳》崇尚陽剛、強調自強不息等因子，形成了一套以事功為目的、以知行合一的修德觀和踐行觀為主體內容的易學哲學體系，與當時內省尚虛、以“理”為本的程朱理學形成鮮明對比，并對后來王夫之等人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代疑經思潮對兩宋學術的發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理學思想的世界中形成了關注社會現實、強調事功的事功學說，盡管仍未完全脫離程朱理學的窠臼，但在學說的貫徹途徑和終極目標的實現上已與之有明顯差異，對推動思想和學術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作者：王長紅，系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王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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