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創新驅動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應對國內國際新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提升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惠及民生福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力量。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已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實現創新驅動,是優化經濟結構、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以及轉換經濟增長動能的根本抓手,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石。在現階段,我國工業化發展、產業結構演進出現了新特點,加快結構調整的緊迫性越來越強。通過創新驅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當前引領經濟轉型的重大戰略。這一戰略能否順利推進,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入現代化強國的行列。
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就增加值而言,2013年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5年服務業超過一二產業的總和,進入服務業為主導的新階段。
但總體來看,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就業結構在三次產業中的分布嚴重滯后,與產出結構的錯位十分嚴重。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業的基礎地位依然十分薄弱,耕地、水資源等約束了農產品有效供給,小規模農戶家庭經營模式不能適應農業現代化、產業化的發展。二是工業“大”而不“強”,我國雖然擁有全球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和配套網絡,其中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但長期以來過度依賴簡單加工擴張,許多產品仍處在國際價值鏈的中低端,貿易條件惡化,貿易摩擦加劇,部分關鍵技術環節仍然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創新的持久驅動。三是服務業的發展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尤其是提升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研發、科技服務、設計、營銷、金融、供應鏈管理、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滯后。我國產業結構的矛盾,已經由過去部門之間的不協調,轉變為研發、設計、營銷、品牌和專業化等關鍵環節滯后的制約,這些矛盾也直接制約了經濟增長質量和生產方式轉型速度的提升,導致我國資源、能源和環境難以持續。此外,長期積累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交織,新的困難和挑戰不斷出現,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約束日趨強化,外部市場不確定且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在這種狀況下,從產業發展面臨的環境和內在動力問題來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緊迫性越來越強。
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是適應我國發展新變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謀劃經濟工作的根本指針。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和重點,必須立足于產業發展現狀和未來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并充分考慮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在發展戰略上,擺脫對傳統優勢的路徑依賴,由成本競爭轉向質量創新、品牌創新和服務創新的競爭,實施創新驅動提升比較優勢、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在發展模式上,從物質要素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自主創新、管理創新和勞動者素質提升;在產業結構上,從注重比例關系到注重關鍵技術創新,強化創新驅動的政策環境,加速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因此,通過創新驅動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應對國內國際新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提升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惠及民生福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力量。
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心環節
從創新視角思索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問題,需要建立一個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為指導,探索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心環節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新路徑,需要協調各種矛盾和沖突,提供一套可靠可行的創新政策措施和保障機制。在實踐中,需要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放在企業創新能力建設、區域創新系統建設、開放條件下國內國際價值鏈重構的新框架下穩步推進。
從工業化國家成功經驗來看,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路徑主要有三條:推動需求結構升級、要素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并以創新最終推動新老產業更替、主導產業有序變動和產業價值鏈不斷攀升來實現。我們通過研究發現,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影響著結構轉型升級,技術進步具有結構效應和增長效應。因此,加強并完善創新制度環境和輔助措施,以新型工業化戰略為指導,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心環節,驅動產業有序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有利于維持合理的產業結構、長期的技術進步和高速經濟增長。從現實看,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亟須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并需多領域、多維度、深層次地探尋我國難以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的根本性原因,為我國未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創新驅動轉型提供分析基礎,更為尋找創新驅動轉型的解決方案提供重要線索。例如,在我國已經進入服務業主導發展的新階段,如何優化服務業結構,加快發展社會服務業、加強生產性服務業,以促進整體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避免“鮑莫爾成本病”問題的出現,盡快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路徑。
企業創新能力建設是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最基礎型實現路徑。這是因為企業創新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微觀基礎。支持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對建設創新型區域發展、切實推進整體經濟創新驅動至關重要。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內資企業創新隨著收入增長而出現門檻效應。不同的技術密集程度(低技術產業、中低技術產業、中高技術產業和高技術產業)背后,創新的需求拉動與技術推動因素存在差異,不同產業實現創新的驅動路徑是不一致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國應根據不同企業、不同地區收入狀況和區域發展差異,制定有針對性的舉措,切實強化企業創新能力建設。
區域創新體系培育,是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業基礎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導致各個地區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上會呈現多元化的特征。這就意味著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創新政策,達到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目標。區域創新系統是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子系統。創新系統下有兩個子系統:一是知識應用與開采子系統,主要由具有垂直供應鏈網絡的公司組成;二是知識生產與擴散子系統,主要由公共組織組成。通過兩個機制調節創新過程,一個是公共知識基礎對創新投入的激勵機制,另一個是制度創新降低交易費用的機制。不同地區的區域創新系統,對該區域企業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在中國進入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在區域層面,區域創新系統的培育是增強區域創新驅動力的重要著力點。
重構國際國內價值鏈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手段。全面攀升產業價值鏈,轉換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當務之急。在開放條件下,以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巿場為出發點,以構建國內價值鏈和主動融入國際價值鏈為手段,模塊化發展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品內國際分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成為重要的實現路徑。因此,我國當前的可行舉措是:在模塊化分工、產品內貿易兩種新形式下,構建國內價值鏈、提升國際分工水平和國際價值鏈地位,處理好內需和外需、構建國內價值鏈和融入國際價值鏈之間的關系,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構建創新導向的產業政策體系和體制機制,是當前有序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保障。產業結構調整雖然有著自身的客觀規律,但政府在建立健全市場制度、營造市場環境、制定政策措施上大有可為。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的經驗表明:為創新能力建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減少政策性約束是關鍵。因此,為了順利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我國的當務之急在于正確發揮政府、市場作用,形成并合理使用創新導向的產業政策,提供一套可靠可行的政策措施和保障機制。
未來10年是我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關鍵時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所在,就是提高產業持續創新能力,保障創新導向的政策體系發揮效應。為此,我們必須從根本上促進“制度紅利”。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現有體制機制,消除現有體制機制中不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因素,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造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要從創新要素、創新環境、創新制度等方面為創新驅動創造良好的基礎和條件,以保障創新導向政策的形成和發揮作用。
要保障創新導向政策體系的形成,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破除體制障礙,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政府首先應該致力于創造“促進公平競爭、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這就要求從國情出發,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致力于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放松并逐漸減少對經濟主體的廣泛干預,給予微觀經濟主體更大的自由度,強化市場競爭機制;進一步完善市場制度,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強化社會性規制,在控制產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降低資源消耗和能源消耗、提高安全生產標準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增長。明確科技創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規劃布局。注重營造創新環境,明確市場與政府邊界,推動科技資源分配由行政導向往市場導向轉化;由偏重供給向偏重市場轉變;以企業為主體,制定落實財政、金融、稅收等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強化協同創新及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提升創新體系整體效率。
政府在基礎研究、前瞻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的開發及擴散方面必須發揮更大作用。例如,加大對基礎研究投入,加大對從事產業基礎研發企業的支持,鼓勵節能減排等綠色產品研發和產業發展;打造共性技術平臺,激勵和支持經濟組織致力于原始創新、關鍵共性技術和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研發;積極發揮政府組織在重要科學工程和重大項目技術擴散中的作用,強化對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促進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政府在制定政策、強化政策協調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創新導向的政策體系涉及政策部門較多,需要政府從頂層設計上協調各類戰略、規劃、政策、標準制定和實施之間的關系,需要構建政策的科學制定、有力執行、動態調整、自我糾錯的良性循環機制。創新導向的政策組合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調整的、及時反饋、不斷優化的過程,強化政策的科學制定、有力執行、約束監督、動態調整、自我糾錯的良性循環機制。當然,在政策調整過程中,也需要考慮政策過快調整可能帶來的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避免干擾市場主體的創新行為。因此必須建立科學、有效的政策評估方案和指標體系,確保政策調整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創新導向的政策體系,必須緊緊圍繞著技術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整個過程規劃和構建。需要厘清政府、市場、政策組合之間的關系,順利推進技術創新,促進創新成果順利轉化、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加快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和價值提升。市場在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發揮著基礎性、決定性作用,政府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構建和完善市場制度,健全市場競爭環境,減少政策性約束,為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環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對技術創新鏈—產業鏈上的關鍵環節進行引導,綜合運用競爭政策、科技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等新型政策組合體系,根據各環節的政策目標和重點,從頂層設計層面制定、調整不同的政策組合體系,通過創新導向的政策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此過程中,政府的政策效應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疊加效應最終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形成創新導向的政策體系,需要健全的創新法律制度體系作為保障。我國鼓勵技術創新的法律較少,政策多以規范性文件形式發布,雖然時效性較強,但強制力弱,且貫徹落實不夠。鑒于此,應更加注重運用法律手段規范和調整創新驅動,著重圍繞知識產權保護、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等,建立健全科技創新法律制度體系,制定“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法”“科技創新合作法”,將激勵企業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補貼等上升為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和制度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著力于建立健全激勵創新的相關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例如,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尤其是完善知識產權執行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強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加強司法建設,依法保護各種所有制、各類規模企業以及公民的產權和合法權益,依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懲罰市場失信行為。與此同時,政府要正視目前的專利制度設計已經嚴重滯后于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求的現實,進一步完善專利制度,穩步提升專利的產業運用價值,助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中國實現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形成有效支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貫徹新發展理念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17VZL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和張培剛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點基地創新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張建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滇公網安備 5304020200025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