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1日，OpenAI推出GPT-4o的高級語音功能，可以提供更自然的實時對話。GPT-4o能夠識別并響應用戶語音中的情感變化，如感知悲傷、興奮等情緒。人工智能語言能力的躍升引發了人們的思考：這是否意味著，人工智能理解了詩的內涵及情緒？當與人工智能對話時，它真的理解我們嗎？對于此類問題的回答，或許可以從語言、符號以及意義等基本概念入手。
語言即自我：
圖靈測試的語言哲學觀
1950年，圖靈發表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考慮到智能本身難以定義，他提出了作為判定標準的圖靈測試：如果一臺機器能夠與人類展開對話（通過電傳設備）而不能被辨別出其機器身份，那么就可以稱這臺機器具有智能。該文為第一波人工智能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圖靈本人也因此被譽為“人工智能之父”。這個測試的基本方式——“語言交流”包含著深刻意義。
圖靈思考人工智能的策略深受艾耶爾影響。首先，圖靈測試通過“語言交流”而非身體形態或生物學特征來確認“人的智能”，預設了“人”及其智能的最核心表現是“語言符號能力”。艾耶爾在《語言、真理與邏輯》中認為“自我意識絕不包含任何實體自我的存在”，強調了語言在哲學中的核心位置，因此“語言”實際上就構成了可被實證的“自我”之所在。這是圖靈測試的重要哲學基礎。其次，圖靈測試通過可操作的實驗和經驗觀察來驗證機器智能的表現，懸置了過程，排除了對機器內在意識的討論，并不追究機器是否“真正思考”這一形而上學問題，契合了艾耶爾所強調的可驗證性和實證主義。總之，圖靈測試設計理念與艾耶爾行為觀察方法之間存在共鳴，展示了對語言和行為的重視以及對傳統形而上學問題的規避。這使得圖靈測試成為評估人工智能的一種實用方法。
圖靈測試的另一個重要基礎是“符號主義”。在圖靈測試提出之前的1936年，圖靈就提出了“圖靈機理論”。該理論用一個理想化的數學模型模擬計算過程。它是一個能夠讀寫符號的機器，通過一組簡單的規則進行計算。圖靈機理論為第一波人工智能浪潮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符號主義的哲學基礎則可追溯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數學邏輯和哲學發展，尤其受到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如弗雷格、羅素、懷特海等學者的影響。這些學者致力于將邏輯符號化，用符號系統表達數學和邏輯命題。在他們看來，似乎所有問題都可被歸納為符號邏輯，而人的智能理論上也可以被具有計算能力的機器還原。
符號主義的許多原理及應用迄今仍影響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但“符號主義+行為主義”的局限也逐漸暴露出來。這就是圖靈測試中未加深究的問題——機器與人的交流中，機器是否“理解”了人類語言或是自己所呈現的內容？這個問題在后續的“中文房間”思想實驗中被正式提出。
“中文房間”思想實驗：
生命體驗作為“理解”的前提
1980年，塞爾發表論文《心靈、大腦與程序》，該文提出了“中文房間”思想實驗：設想一個不懂中文的人被關在一個房間里，房間里有一本規則手冊，這個人可以根據手冊將輸入的中文符號轉換為輸出的中文符號。從外部觀察來看，這個人的輸出似乎是理解中文的，但實際上他并不懂中文，只是在機械地進行符號操作。此文的目的旨在批判分析人工智能特別是強人工智能的觀點。其攻擊的要點即在于圖靈測試所依據的“行為主義”所觀察到的“智能現象”并非真正的智能。塞爾指出，雖然計算機程序可以在形式上處理符號，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真正理解這些符號的意義。
艾耶爾從語義與語法方面闡述關于“理解”的區別。語法指的是符號之間的形式規則和結構。在“中文房間”思想實驗中，房間內的人只是根據語法規則進行符號形式操作，而語義指的是符號的意義和內容。塞爾認為，語法本身不足以產生語義，計算機即便能夠處理復雜的語法操作，也無法從根本上獲得語義上的理解。心靈狀態具有內在的主觀性和意識體驗，這種體驗是符號形式操作無法捕捉的，因此“機器不能具備心靈狀態”。
塞爾的論點實際上是一種生物主義的觀點，主張意識是基于生物物理過程的。因此，心靈現象必須通過生物學機制來解釋，人工智能系統不能僅通過符號操作和計算模擬來達到與人類相同的心靈狀態，心智能力是生物大腦的產物，而不是任何形式程序的產物。他的觀點在人工智能相關的語言哲學、認知科學和倫理學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塞爾的論點實際上將“生物性”作為“智能”或“理解”的前置條件，成了絕對化前提，使得后續討論失去了意義。要客觀理解“交流”本身，需要從生物性作為必要前提的必然性，以及交流與語義、語法之間的關系兩個方面來討論。
廣義語言：
符號語用論與跨語際交流的敞開
反駁生物性作為“交流”或“理解”的前提，可將這種前提推至極致，就會出現一個邏輯上的悖論——主體無法理解任何“他者”。因為“交流”存在的邏輯前提是存在意義主體的“相異”，頗有“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意味。對此，關于生物作為“智能”的前提可調適為：生物演化產生了生命感知的獨特方式。生物的生存本能讓特定生物發展出某種更適應于該物種生存的感知方式，這就意味著，這種感知或“理解”方式是“特別的”而不是“絕對的”。因此，跨越主體的交流也是相對的、特別場域下的有限交集。比如，人們認為理解了自己的寵物狗或寵物狗懂了主人的心，無非是在跨物種的交流之中，基于某個“意義場域”達成了臨時性的跨語際交集。此時去追問整個“狗生”與“人生”的體悟之差別就沒有必要了。即便是在人類這個物種內部，這種“有限交集”的獲得也是我們實現“交流”的全部內容。
塞爾的“中文房間”思想實驗有力批判了圖靈測試過于集中在“符形操作”方面的問題，但自身又陷入了狹義語義論的自限制之中。既然所謂的“生命體驗”本就千差萬別，那么我們何以用個體自我之“理解”去否定“他者”體驗，以及去斷定自我并不能共情之非生命體的“非體驗”？我們只能知道自己的不同，而不能否定他者的存在，即所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語言哲學轉向以來，語言背后的那種“本體”就彌散了，留下的只有語言或符號現象。這意味著，語言需要從狹義向廣義拓展。人類定義的語言，或許只是以特定物種和文化社群為基礎形成的狹義語言，是豐富多樣的自然語言和符號中的“特定方言”。
若同意交流的本義就是將“人”從幽閉的意義囚籠之中解放出來，那么廣義的語言和符號就不僅是單個符號語義問題或符號形式操作問題，而是一個包括受傳雙方、媒介傳輸形式在內的整體語用問題。比如，人類可以借助超聲波與蝙蝠交流，使用二進制代碼與圖靈機對話。反過來，動物也在學習“理解”人類的語言。被馴化的動物長期與人類相處，就會對人類的手勢或語言進行符合期待的回應。而機器也在以人類所期待并實質上作為后臺力量推動的方式學習這種“理解”。如今，人工智能已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對機器而言屬于“外語”的人類自然語言——這仍是一個語用問題。人工智能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史，其語言符號表達現象是對人類語言的模擬。當人類通過深度學習的方式訓練人工智能，以及將人工智能接入互聯網時，人工智能吸納的就是人類的意識——習得語言、語法以及社會文化，并成為人類意識的鏡像，只是這鏡像有可能延展、扭曲甚至形成一些看似“獨立”的觀感，但其實背后都可以找到人類意識。因而，當人們訝異于人工智能的驚艷表現時，所訝異的其實是人類自身意識的外在延伸。正如麥克盧漢所說，“一個有意識的計算機仍然只是我們意識的延伸，就像望遠鏡是我們眼睛的延伸，或是腹語術師的假人是腹語術師的延伸”。“懂得”我們的，不是一個機器他者，而是另一個自我。
（作者：胡易容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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