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智慧法院、智慧檢務、智慧警務體系初具規模，標志著我國法律人工智能建設領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隨著我國數字中國戰略的實施、智能社會的建設加速，加快法律人工智能基礎理論、支撐體系、關鍵技術、創新應用研發，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人工智能理論體系和應用體系，需要推進智能社會數字法治建設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研究、高品質法律數據集及關鍵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匹配和適合我國智能社會、數字法治場景的法律人工智能算法研發及應用、推動建立國家統一法律人工智能算力網絡體系等四個方面采取積極行動。

關鍵詞：法律人工智能；智能社會；數字中國；數字法治；

當前，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異軍突起，在全球掀起一股人工智能的科技巨浪。計算機專家依據人工智能體的“智力水平”，將人工智能分為“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與“超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屬于“強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的范疇。法律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在法律領域的應用分支，其中發端最早、應用最為廣泛的當屬司法人工智能。

我國雖然不是最早研發法律人工智能的國家，但卻是有計劃推行法律人工智能，堪稱世界法律人工智能應用最廣泛的國家——時至今日，自上而下、遍布全國數以千計的智慧法院、智慧檢務、智慧警務體系，標志著我國法律人工智能1.0版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隨著我國數字中國戰略的實施、智能社會的建設加速，加快法律人工智能基礎理論、支撐體系、關鍵技術、創新應用研發，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人工智能理論體系和應用體系，成為當務之急。結合法律人工智能前沿理論與技術，筆者以為，建設2.0版的法律人工智能，應當注意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推進智能社會數字法治建設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研究。數字法治建設是以全面依法治國和數字中國戰略為指引，在法治領域開展智能社會實驗的系統化法治建設工程。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人工智能概念提出至今，人類社會已經邁進“數字文明”的嶄新時代。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得到計算社會科學、神經與認知科學、信息傳播科學的滋養，特別是機器學習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納米技術、大數據技術等科技體系的支撐，人工智能不僅突飛猛進，而且成為新文明的核心引擎和重要驅動力。當前，在我國實施全面依法治國、數字中國兩大戰略背景下，我們要搶占世界科技前沿陣地，人工智能、特別是法律人工智能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不容低估！未來，需要立足于數字社會、智能社會的具體場景，研究人工智能時代的法治新理念、新范式及相應的制度建設、立法路線圖；研究人工智能場景下的數據治理法律法規體系，提出符合人工智能發展的數據治理法律體系建設方案；研究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法律法規體系，對算法的透明度、公平性、包容性、可控性、可問責性進行研究，并圍繞算法可信、可靠、可用、可控的原則，研究制定人工智能算法治理的立法建議和審計評估制度建設方案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為數不多的專門數字立法，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主要是規范自然狀態下的社會關系，對于智能社會、數字社會數字法治治理所需要的“數字法律體系”，存在巨大的法律理論與制度規范缺口。

其次，注重高品質法律數據集及關鍵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數據，號稱數字時代的“石油”，是數字經濟的真正“硬通貨”，我國政府已經正式把數據確定為具有資產屬性的生產要素。對人工智能技術而言，是否能夠提供足夠強大的數據集，供智能體進行自主學習和訓練，是發展強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實現躍升的關鍵所在。強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不是弱人工智能的簡單集合，二者在訓練數據方面存在量級的差別。以OPENAI公司的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技術演進為例，GPT-1的參數量為1.17億、5GB，GPT-2具有來自800萬個文檔、40GB的文本數據，而GPT-3具有1750億個參數、45TB數據集，到了GPT-4就有了1.8萬億個參數、1PB數據集。關于人工智能演進“成長”所需要的數據，除了“量級”保障，另一個關鍵指標是其“品質”，即可供機器學習的數據集應當是干凈的，而非“臟數據”。所謂“臟數據”，通俗的講，就是無效、錯誤、沒有實際意義的數據，這類數據直接影響數據質量分析的結果。我國法律人工智能的基礎數據集是中國法院裁判文書網超過1億的生效判決、裁定。客觀地說，這個數據集來源在世界范圍內來看，都是個無與倫比的龐大數據資源，是我國法律人工智能建設的“天然寶庫”；然而，由于裁判文書來自全國各地層級不同的法院，對于“類案類判”而言，各地法院的裁決千差萬別，這就大大降低了機器學習數據的質量，進而直接影響到未來智能體結論的統一性、準確性、可靠性。如何統一全國各級執法、司法機關的裁判尺度，進而建立一個相對高質量的數據集，是當前我國法律人工智能建設面臨的艱巨任務、重大挑戰。此外，圍繞數據采集、數據交易、數據出境等關鍵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確立相對統一的標準規范，從而培育統一數字、數據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維護國家數據安全和數字主權。

再次，加快匹配和適合我國智能社會、數字法治場景的法律人工智能算法研發及應用。智能社會，亦即數字社會，是數字時代由數字技術驅動的智慧社會、算法社會，是比信息社會、網絡社會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有學者提出，數字社會的高級階段是智慧社會，是高度“被感知、互聯互通、數字化和被計算、透明、智能化的社會”，是“無算法不社會”的算法社會。由于算法本質上是一種運算法則、一種指令，這與法律的本質契合：法律是一種命令、規則或規范，如果被違背則將帶來某種不利的法律后果。在算法無處不在的數字社會、智能社會中，算法將被賦予類似法律的性質和地位，同時承擔與法律相仿佛的職能，這將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將產生法律效果的算法形象擬為“代碼即法律”（code is law）；事實上，“法典”（code）與“代碼”在英語中是同一個詞匯。眾所周知，算法本身帶有若干風險，如算法黑箱、算法歧視等等；另一方面，智能社會、數字社會又無處不彌漫著各種算法，這就要求與公眾日常生活聯系緊密、關乎國計民生與國家安全、關系用戶自身隱私、財產、商業利益或其他重要權益等方面的算法，必須符合更高的技術標準和法律標準，必須與智能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相匹配。顯然，法律人工智能就屬于這類算法。一般來說，法律人工智能總體上面向文化程度與專業化程度較高的用戶群體，但鑒于我國公民的數字化素養程度參差不齊，法律人工智能算法的研發，在確保安全、合規的同時，還應當兼顧普適性、泛在性、操作便利性、非歧視等要求。

最后，利用舉國體制優勢，推動建立國家統一法律人工智能算力網絡體系。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數字社會、智能社會建設面臨“數字化”本身帶有的一系列特殊困難，如數據孤島、信息繭房、數字壁壘、數字鴻溝等等。加上數據價值鏈條上的不同主體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必然形成數據流通、數據價值傳輸的巨大障礙，最終影響到算力，致使人工智能無法充分產生應有的效益。我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各地發展水平差異極大，地緣因素同樣會造成算力不均衡和人工智能適用的不公平現象。2022年2月我國實施了“東數西算”工程，就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而做出的努力。“東數西算”工程意在打通“數”動脈，織就全國算力一張網，有利于提升國家整體算力水平，對于數字中國戰略落地意義極為重大。2017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要實現法院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智能化；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信息化建設規劃，一些地方制定了智慧法院、智慧檢察建設方案，成效顯著。但由于我國法律人工智能建設領域普遍存在本位主義、地方保護、各自為戰、重復建設等現象，嚴重制約了算力的發揮，也不符合集約化、規模化、綠色化的發展要求。因此，借鑒“東數西算”的成功經驗，充分利用舉國體制的政治優勢，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人工智能算力網絡體系，形成強大的算力優勢、制度優勢，對于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戰略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作者系常州大學史良法學院教授、數字法律科學研究所所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