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不同城市的發展類型可以發現，中小城市主要是依靠產業的滾動效應來實現持續發展，當然也借助自身的歷史文化作為輔助作用；而諸如北京、上海、廣州這類國際性大都市的發展首先是靠硬實力特別是經濟實力支撐起來，但僅有經濟發展而沒有智庫組織的策劃引領支撐，也會缺乏國際競爭力，而且經濟的發展會遭遇質量和素質的瓶頸。因此，國際大都市的每一輪發展往往都需要借助城市智庫的智力支持來實現。
在我國，北京、上海、廣州集中了智力最強大、影響最廣泛、覆蓋領域和規模最大的各種城市智庫。深圳則代表了最初的四個經濟特區的發展類型，其獨特性表現為：最初主要依靠國家的政策創新產生巨大的政策紅利，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這類城市的發展也轉向追求城市韌性與城市的內涵式建設，也就是越來越需要科學發展與創新發展。為此，智庫咨政的重要性日益凸顯。2011年，深圳市制定的《深圳市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就提出要實施九大重點人才工程。其中，積極實施客座專家“智庫計劃”，為深圳擴大國際影響、提升軟實力明確了途徑。如今，深圳市把國內外高校重要智庫引進來，已經組建了一個集研究機構、高校等于一體的龐大的智庫聯盟，為深圳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在上海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軟實力建設以后，各種類型的城市正越來越重視智庫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換言之，城市認識到了應把智庫建設作為提升自身軟實力的重要抓手，發揮城市智庫的重要作用。
智庫源于國家戰略需要
城市智庫主要是為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決策咨詢和智力支持。我國城市智庫的類型和發展歷程與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相一致。
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各種官方研究機構，如國務院參事室、中國科學院、中國人民外交協會等，主要致力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以及宣傳，經濟、科技、外交和軍事戰略、理論和政策的研究，都是涉及國家戰略層面問題的研究。當時，在與外界打交道日益增多的情形下，相關的研究機構也相繼建立起來。1956年，根據外交部的建議，經周恩來總理批準成立了直屬外交部的中國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重點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進行調查研究。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建立的國際研究專門機構之一。1960年，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所內按地區國別設立研究組（室）。1964年，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的政治系均改為國際政治系。三校還在地區研究方面進行了分工，其中，北京大學研究亞非地區（亞非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承擔國際共運、蘇聯和東歐研究（蘇聯東歐研究所），復旦大學則專注于西歐、北美和拉丁美洲研究，另外還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隨后成立了一系列地區國別研究所，成為地區研究在中國的一次標志性發展。從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這些機構當時主要集中于介紹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現狀，研究一些國家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形勢，以及如何有針對性地積極開展對外宣傳工作和聯絡工作等。這些也均是服務當時國家戰略需要的研究。
從政府部門到專門研究機構
改革開放以后，從中央到地方都先后建立起了一些決策研究部門，特別是1984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后，決策研究部門從過去的國家戰略研究開始轉移到經濟領域的問題研究。1986年，中央又提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智庫的重要性隨之進一步凸顯，學術界也開始研究如何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智庫功能。鑒于政府部門的智囊機構存在著目標不一、力量分散、缺少信息渠道等問題，有人建議把設在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室或調研室變“行政化”為“專業化”，使之成為博中有專、專博相濟的多面手機構，或者設立獨立于政府機構的專門智囊機構，為政府決策提供專業化、科學化的政策咨詢。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專門研究機構相繼誕生，包括諸多民間研究機構，如1986年成立的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1989年組建的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這些智庫著力于經濟問題的研究，為解決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問題提出政策建議。
2004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明確提出要“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在這一背景下，一些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開始探討建立“思想庫”“智囊團”的具體路徑和打破當時思想瓶頸的具體方法，全國各地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紛紛探索重新調整自身定位，朝著智庫的方向發展。經過多年的發展，各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智庫功能日益顯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智庫一方面致力于為中國各級黨和政府提供政策咨詢，另一方面也開始為地方政府、城市發展、企業提供咨詢服務。智庫研究開始從國家戰略問題轉向地方和城市的經濟發展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智庫的建議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走出書齋，走上從社會實踐中開展研究并為政府決策提供咨詢服務的道路。當時有一批學者在這些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包括為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浦東開發開放等建言獻策。
進一步聚焦城市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后，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尤其需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應“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該文件。隨后，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立起來，其他各類智庫也在政策咨詢服務上發揮了不同的重要作用。《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對外交往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樹立社會主義中國的良好形象，推動中華文化和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走向世界，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迫切需要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鑒中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同樣，城市智庫自然也是其所落戶城市軟實力的重要載體。
城市智庫類型多樣。第一類是指城市黨政部門的政策研究機構，它們直接服務于該城市、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第二類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它們有的是國家高端智庫，主要為國家戰略服務，但由于坐落于具體的城市，因而也必然要為該城市提供政策咨詢服務。此類智庫數量多，各個城市都非常依賴它們為城市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第三類是高校智庫，此類智庫無論是智庫數量還是從業人員數量都較多，因而崛起速度快，影響力也大。高校智庫坐落在哪個城市首先就直接為該城市服務。第四類是民間智庫，這類智庫近年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研究更貼近于具體現實，能更有效地服務于所處城市的發展。
城市智庫是城市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于其提供的服務，而且還在于城市智庫是知識生產者、思想生產者，也是城市故事的傳播者。一個城市被國際社會所關注，除了其經濟成就外，還在于這個城市的智庫所生產的知識、思想被轉化為該城市的發展動力，以及這些知識、思想通過與國際社會同行交流、研討而在國際上傳播。在研究城市軟實力時可以注意到，國際大都市除了經濟發展的成就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它們大都擁有為數較多、類型多樣的世界知名智庫。城市智庫越活躍，城市的故事、文化等就越容易遠播世界，而這方面的傳播更具有巨大的增幅效應，城市的國際影響力往往就越高。
《中共上海市委關于厚植城市精神彰顯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的意見》指出，習近平總書記提煉概括了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對提升軟實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上海加快打造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軟實力指明了方向。城市軟實力固然扎根于城市的歷史文化，但其重要的載體就是坐落于城市之中的各類智庫，它們為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了思想和智慧。從世界城市發展的歷史來看，以智慧和思想滋養的城市才具有品格，才具有持久不衰的發展動力。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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