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因海上威脅遠甚前代，朝廷不得不采取大規(guī)模防御措施。可以說，自明代始，海上防御體系真正形成。除卻沿海地帶所設的陸上防御建置外，在水域上通常主要依靠兵船的巡哨、盤查、追剿、海戰(zhàn)來實現日常與戰(zhàn)時的防御或控制。近年來，學界對兵船的專門研究漸熱，尤其對廣東船式、福建船式的研究取得一些優(yōu)秀成果。

相關研究日益豐富

中外學者多從造船史和造船工藝的角度對中國古代船只的構造與類型進行研究。如國外學者李約瑟（J. Needham）從科技史的角度對中國造船與航海工藝展開研究，他對帆船與舢板的構造特點包括船型、各部分的結構與功能、制作工藝以及中國船舶的發(fā)展史均有介紹，并擇取一些船只的個案來分析其形制。國內學者如田汝康對17—19世紀中國帆船在東南亞的商業(yè)活動、18世紀中葉中國帆船業(yè)停滯發(fā)展的原因、中葡帆船制造與駕駛技術的比較等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田汝康還參與編寫了《水運技術詞典·古代水運與木帆船分冊》，對106種古船簡要介紹，其中不乏兵船。陳希育則對遠洋帆船尤其是與貢舶船、商船相關的造船業(yè)、航海與貿易等加以研究。其他學者如莊為璣、鄭鶴聲、邱克、章巽等則從中外交通史的角度關注鄭和下西洋的寶船、航海技術與造船業(yè)。

隨著科技史與船舶設計方向的學者對船舶的日益關注，學界涌現出了一批船史專家。例如，周世德對中國古船上的槳櫓配置、清代沙船、船舶設計、中外古戰(zhàn)船動力對比等的考證；科技史學者楊槱對帆船史、輪船史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地區(qū)的帆船、商船、軍艦、漁船；辛元歐對沙船本身的船型特點、船體結構式樣、造船方法，以及古今中外著名海戰(zhàn)與船艦、中國近代船舶工業(yè)史均有研究；席龍飛、王冠倬等對中國古代造船史的研究，簡要總結了明清戰(zhàn)船的類型；何國衛(wèi)從船型、航行性能、結構強度、屬具、修造工藝等方面探討了中國古帆船；尤飛君、王煜、葉沖等以圖錄或詞典的形式梳理了歷代古船；樊百川對清代內河與沿海輪船的載運能力進行了研究；顧家熊、聶寶璋、朱蔭貴等整理了中國近代航運資料；唐志拔對明代抗倭時期戰(zhàn)船的類型與主要特點有所總結，對現代海洋軍艦的研究尤為突出。

至于從海防史、區(qū)域史的角度對明清兵船的專門研究，近十年來兵船史研究以對廣東船式、福建船式的研究較為突出。葉顯恩將明代廣東戰(zhàn)船的式樣分為福船、沙船、白艚、唬船、烏船、漁船六種，他認為水寨船式雖多，但在廣東水域以上六種是最實用的。對于廣東各衛(wèi)所、水寨的主要戰(zhàn)船類型，根據周孝雷、唐立鵬的研究，他們認為明代在廣東服役的兵船類別大致可分為廣船（總名烏船，下分大戰(zhàn)艦、大頭船、尖尾船等數號船）、福船（可分六號）、蜈蚣船（原為葡萄牙之戰(zhàn)船，明仿制）、唬船（原為浙江船型）、沙船（原為直隸江浙一帶濱海淺灘處沙民所用之船）五種，其中廣船居多、福船次之，其余三類數量較少。譚玉華對明清廣船有系統(tǒng)的分期分類研究，他認為明代廣東兵船大致分為戰(zhàn)船和哨船兩大類，而大型主力戰(zhàn)船包括烏艚船、橫江大哨、福船、蒼山船，小型輔助戰(zhàn)船包括叭喇唬船、八槳船、漁船、劃馬船等，并分別介紹了各類船型的特點。譚玉華認為，清中前期，廣東海戰(zhàn)船的類型全部被福建船式所取代，趕繒船、艍船為海防戰(zhàn)船主要船型；清中后期，廣東戰(zhàn)船發(fā)生兩次顯著的變革，先是米艇取代繒艍船，后是紅單船和拖風船取代米艇，成為廣東水師的主力戰(zhàn)船，而內河近海的巡哨船只則以快蟹船最為著名。19世紀60年代，廣東的海防戰(zhàn)船向鐵甲艦、蒸汽船轉變。此外，他還討論了明清廣東商漁船的形制與技術、海防戰(zhàn)船歐化變革的趨勢。陳曉珊對明代海船制造與航海技術進行了專題研究，對福船的裝甲防御設備在抗倭實戰(zhàn)中的作用、海船上“遮洋”等防護設施均有細致的討論。李其霖對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zhàn)船進行了研究，認為清代的水師與戰(zhàn)船在鴉片戰(zhàn)爭前達到最高峰，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傳統(tǒng)水師即改變?yōu)樾率胶＼姟６鴮ν砬逡院蟊�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鴉片戰(zhàn)爭前后清朝水師戰(zhàn)船的研究與馬江海戰(zhàn)或甲午海戰(zhàn)前后的海軍建設與福州船政的研究。如王宏斌、耿健羽對福建水軍所用趕繒船的探討，祁磊對浙閩粵水師主力戰(zhàn)艦的研究，王家儉、馬幼垣等對北洋艦隊與近代海軍的研究。姜鳴對清末北洋海軍建設的制度興革、艦船軍械的購買和制造、軍隊的教育訓練、基地建設、經費收支等方面的研究，陳悅對晚清海軍船艦與裝備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包括船艦的數據，各式船艦的馬力、火力、排水量等性能數據，武備、旗幟、涂裝等相關軍艦知識。此外，隨著水下考古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沉船被發(fā)掘、打撈，如致遠艦、定遠艦等兵船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研究空間亟待拓展

經過長期努力，學者對明清各時期海防兵船尤其是廣東、福建海域活動的主力戰(zhàn)船與哨船的基本種類、結構形制、制造工藝與航海性能已有充分研究，對浙江沿海活動的兵船也有一些討論，對清末中外海戰(zhàn)中的軍艦也有諸多探討。

對明清兵船史的研究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例如，由于明清海防建設與實戰(zhàn)中常有征調、改造商漁鹽船以及借鑒外來船式的現象，對實際兵船的式樣研究還有待探討；現有官方文獻記錄欠缺的船型數據還需大量的田野調查方能獲得；商船、漁船、鹽船等被改造和征用的型號、過程需進一步研究；國外各式船只的形制與功能，如何被明清官方借鑒、購入、利用的過程需進一步厘清；明清各式兵船上武器裝備的配置以及變革、與同時代西方戰(zhàn)艦的對比情況仍有諸多研究余地。此外，兵船承擔著海防的重擔，往往在實際防備與作戰(zhàn)中以船隊的方式行動，在一支船隊中通常有幾種不同類型船只的配合，現有兵船史研究多集中于單一船型的討論，對不同時期各船隊的船型與人員的配額、組織編制、調配與用令以及兵船上人員的分工組織的研究尚待完善。

未來我們應從多個角度開展明清兵船史研究。一是隨著水下考古的發(fā)展、大量外文資料的發(fā)掘與利用、田野調查的深入，相關研究資料會不斷豐富，更多以往未知或被忽略的兵船式樣與型號、船只各部分的結構、航海與作戰(zhàn)的細節(jié)會被發(fā)現，中外兵船的比較研究會更加全面細致。二是隨著現階段海洋史研究的興盛，以海洋為本位的視野被更多學者接受與認可，而從海洋史的角度研究兵船史，意味著兵船上的人員配置、分工組織、船上生活與背后的船民社會以至海洋社會將得到更多關注與研究。三是國內外關于海防問題的研究中，“制海權”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兵船是海域控制中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從海權的角度來思考兵船史是現在與未來的必要研究課題。

（劉璐璐 作者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