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漢東

我國著名知識產權專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文瀾資深教授。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教育部和外國專家局“111計劃”中方首席專家等。著有“當代中國法學家文庫·吳漢東法學研究系列”七卷本，另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80余篇。專著和論文曾獲首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類）、司法部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2009年、2011年兩次被評為“年度十大全國知識產權保護最具影響力人物”，并于2009年、2011年兩度被英國《知識產權管理》（MIP）雜志評為“全球知識產權界最具影響力五十人”。

知識產權制度現代化，在歐美國家是與工業文明相伴而生的法制文明，在發展中國家則是法律本土化基礎上的制度跨越。中國探索制度文明與現代治理之規律，統籌法治建設與創新發展之方略，破解國內大局與國際變局之難題，在知識產權制度現代化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智識和實踐經驗，走出了一條知識產權制度現代化的“中國道路”。

現代化發展的目標指引

價值目標涉及“法律促進哪些價值”和“法律本身具備哪些價值”的問題。在法律價值體系中，創新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價值靈魂，知識產權本身是私法領域制度創新的產物，同時又以實現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的知識創新為使命。創新價值體現在知識產權的制度設計和法律實踐活動之中。在知識產權法律價值體系中，激勵私人創新、促進社會發展，是一個涵蓋周延且具有理想方向的目標系統，存在于從法律到政策的制度規范之中；這一價值目標的實現，有賴于社會主體的法律價值實踐活動，包括基于國家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而形成的法治體系運行的過程與結果。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以基于智力創新所產生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表現了保護知識財產、尊重創新活動的價值取向。

法律價值目標的實現有賴于社會主體的法律實踐活動，即將“創新”這一法律價值轉化為“創新發展”的法治進步力量。在當下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和戰略的實施與推行，就是全社會進行的一場偉大的制度創新實踐。創新實踐是中國創新主體進行價值選擇、價值評價和價值實踐的過程，是知識產權制度從本土化到現代化的經典表現。在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主體構成中，國家與企業各有其責，但相得益彰。其中，國家在制度創新體系中居核心地位，在知識產權制度供給中，以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為目標，進行制度目標設計和營造制度實施環境，以此對企業的知識創新活動進行推動、規范和指導；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基礎主體作用，既是知識創新的投資主體、開發主體和利益主體，也是經營管理體制、機制等制度創新的活動主體、實施主體和責任主體。在創新理論那里，企業家的使命就是完成企業創新活動。總體說來，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現代化在目標安排及其實現路徑方面，努力實現現代法治的歷史性跨越，建構適合本土文化語境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知識產權制度，從而豐富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體系模板，是知識產權制度現代化的多元性表達。

現代化運動的階段選擇

知識產權法律現代化不是一次性的運動結果，而是長期性的發展過程，對這一過程可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推進力度和速度。2005年聯合國報告援引千年項目專家意見，提出了一個適用不同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調整方案，發展中國家在遵守國際公約最低保護標準的前提下，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來選擇不同的知識產權制度。上述建議蘊含著階段性選擇的兩個原則：一是與“最低保護標準”相一致的原則。“最低保護標準”是國際公約的基本原則，為各締約國提供了知識產權保護的統一標準，其功用在于克服各締約國之間法律規則的差異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各國知識產權立法出現了“一體化”“國際化”的趨向。總的說來，締約國對知識產權法律的選擇，在保護標準上可以超出但不得低于公約規定。二是與本土科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科技、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國選擇知識產權法律的社會條件。所謂階段性選擇，就是基于國情的制度選擇，實現法律的本土化與現代化的協調。因此，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水平的選取，不能落后或超出某一歷史階段的科技、經濟發展水平。綜上所述，基于本土國情是基礎，階段性選擇是有條件的；但是，遵循“最低保護標準”是原則，階段性選擇是有限制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知識產權保護作出有條件、有限制的制度安排。根據專門機構研究的意見，發展中國家可能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并有著不同發展能力，不能一概而論。從長遠發展戰略觀察，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科技、文化產業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采取較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將有助于當地的發展和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工作，先后經歷了“法律初建”（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法律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法律完善”（從21世紀初到現在）的不同階段，基本完成了法律框架草創以至法律現代化初成的歷史任務。根據知識產權制度的現代化要求，針對本土基本國情和發展需求，中國采取了時代性與階段性相一致的法律立場和政策安排，既遵循國際上通行的“最低保護標準”，又借鑒發達國家高水平保護的有益經驗；既注重新技術、新業態、新領域的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也充分考量制度生成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既從國際保護的強制性規定出發，對外國人的智力成果給予平等保護，同時適用公約的例外性條款，謀求對知識信息的充分利用，由此構建一個科學、合理而有效的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可以說，現代化發展的階段性是現代化模式多樣性的重要表現。在中國，從現代化目標指引下的本土化到本土化基礎上的現代化，無一不是階段性的選擇和實踐，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表現了現代化運動的“中國進程”。

現代化構成的傳統保護

長期以來，傳統文化和遺傳資源處于權利真空狀態，由此導致了東西方國家的利益失衡。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發展中國家的智力源泉擱在了公共領域，而發達國家的智力創造成果被緊緊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將傳統文化和遺傳資源作為知識產權的“新客體”似不可能，這是因為它們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要素，或權利主體難以特定，或授權條件不能具備，或保護期限無法起算等，這些都與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私人創新、現代創新的理念不符。面對上述問題，國際社會正在討論一個全新的權利制度即“傳統資源權”。這種制度保護的是“傳統”型財產、“本源”性財產，這種財產為現代化的“知識財產”提供了創造性源泉。東西方國家對傳統資源保護制度的權利架構存有爭議，一些發達國家主張在現有知識產權形式下提供有限保護。無論如何，國家社會必須有效應對知識產權制度現代化構成中的非現代性問題，這不僅反映了一種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也昭示著知識產權法律的某種變革。

中國作為擁有悠久傳統文化和豐富遺傳資源的發展中大國，高度重視傳統資源的法律保護問題，其制度安排表現了與一些發達國家有別的現代化立法取向：在傳統文化領域，采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化權利保護）和民間文學藝術保護（知識產權保護）雙重模式；在遺傳資源領域，將國際公約規定的“知情同意”“標示來源”以及“利益分享”原則轉化為國內法規定。這些都是與現行知識產權法律有別的制度安排，但沒有動搖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制的根基。在國際社會，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制度建構，其價值是彰顯自身的，但也是屬于世界的。

現代化過程的運行機制

中國知識產權制度運行機制的形成，彰顯了本土資源意義上的法律主張和政策思想。關于知識產權法律運行機制，注重法律建構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以及法律實施的有效性和妥當性，形成本土治理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和舉措：一是“良法善治”。善治是科學之治，以良法為基礎。知識產權法律是國家現代化發展的一種制度標志，必須保持法律本身的時代先進性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進步性。二是“和諧法治”。和諧是為文明之治，表現了法治文明的一種實現目標。中國知識產權領域的“和諧法治”，強調人的和諧、社會的和諧、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社會、自然的和平共存與進步。三是“多元共治”。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在一國范圍內是“民主之治”，在國際事務中是“合作之治”。知識產權的國家治理，意味著中外主體、公私主體等多元主體參與知識產權活動并享有平等保護；同時，構建司法裁判、行政執法、行業仲裁、第三方調解、企業自治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具有國家與社會參與共治的意義。知識產權的全球治理，應是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基礎上的“合作之治”。

關于知識產權事業發展機制，作用于政策運行過程和戰略發展動態系統之中，具有引導性、協調性和績效性的基本特點。在當下中國，遵循新發展理念，強化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重點任務。

一是知識產權創造。高質量創造是創新發展的基本內涵。創造是一切知識產權活動的源頭，創造力是體現知識產權實力的首要因素。中國致力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實現“高質量發展”，以形成創新性知識占主導地位的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在知識產權語境中，所謂新經濟就是以專利、技術秘密為支撐的“創新經濟”、以版權為內容的“創意經濟”和以商標、地理標志為表征的“品牌經濟”。概言之，知識產權創造需要產出高質量知識產權產品，包括核心技術專利、版權精品、知名品牌，“實現知識產權創造由多向優、由大到強的轉變”。

二是知識產權運用。高效益運用是創新發展的重要路徑。知識產權本身只是一種獨占性的法律授權，需要在市場中形成現實的生產力，才能產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效益，知識產權作用于知識生產和經營活動之中，有“產業化”“商品化”和“資本化”等基本方式。知識產權運用是創新發展的重要途徑，其權利附加值構成、產品占有比例、產業轉化比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等，無一不是知識產權運用績效評價要素。總體說來，應著眼于提升創新型國家所具備的科學技術競爭力、文化產品軟實力和品牌經濟影響力，“實現知識產權運用從單一效益向綜合效益的轉變”。

三是知識產權保護。高水平保護是創新發展的制度保障。知識產權保護是國際經貿領域的法律秩序，也是本土創新發展的制度基礎。在新經濟形態中，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被稱為“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其關鍵在于該產業的存在和發展是以權利保護為基礎。可以說，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發展。中國致力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增強知識產權司法效能，提高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能力，建立遏制侵權的長效機制，營造有利于創新發展的法治環境，“實現知識產權保護從不斷加強到全面從嚴的轉變”。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