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教育已于2019年正式邁入普及化階段，大學治理也必然要與這一階段的特點和要求相適應。那么，這一階段全球范圍內研究型大學治理面對的主要挑戰是什么？中國研究型大學又該如何去應對？

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規模的極大擴張，使得高等教育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高度融合，對外部參與和外部資源前所未有的依賴，進一步消解了研究型大學與社會的界限。與此同時，知識創新速度的加快和全球創新合作與競爭的加大，也深刻地影響著作為知識創新重地的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在這個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知識生產全球化的時代，全球研究型大學普遍面臨兩大治理難題。

一是學術發展內在要求與外部問責之間的張力。當前研究型大學面臨的主要治理任務是加大知識創新的力度和速度，這需要充分發揮學術生產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賦予學術人員更大的學術自由，鼓勵更大膽的學術探索；但是外部問責系統對于大學知識生產的外部壓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重點，限制了學者的學術自由和學術探索。學術和學術增值的定義被外部力量約束，學者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缺失，面向知識創新的治理實際上變成面向外部問責的治理，背離了大學的核心使命。內部自由探索與外部問責之間的矛盾，成為普及化早期研究型大學在治理中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

二是全球化要求與本土實踐之間的張力。研究型大學在普及化時代進入的是一個全球創新和競爭的體系，因而其對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和社會問責的回應，都是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進行的。世紀之交以來，層出不窮的各類世界大學排行榜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如克拉克·科爾所說：“一個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真正的國際學術界正在涌現，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你想要走進那個圈子，你必須憑功績進入。”圈子標準的形成使得規范和模仿機制在全球高等教育領域產生效果。各種世界大學排名讓研究型大學不得不向那些位于排行榜前列的大學看齊，包括學習它們的治理模式；但任何大學治理，都是環境的產物，受到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和基本法治框架的約束，這使得學習經常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并不能滲入治理的根本。

內外部的雙重壓力導致短期目標導向和績效管理成為當前大學治理的主要特點，而量化方法無疑是檢測短期目標和績效的最有效手段。人才培養質量被簡單等同為生師比、就業率和國際學生比例，教師聘任和評價被簡單折算為論文發表數、項目數和獲獎數，學科水平被論文數量、項目數量、帽子數量和經費數量等定義，而管理工作成功與否則取決于這些量化指標的實現程度。破“五唯”在今日之所以如此牽動人心，就是因為“五唯”不僅是一個教育評價或學術評價問題，更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表面化的、浮躁的學術生態和大學治理狀態。

當前，學術評價改革是解決治理難題的切入點和關鍵。中國大學的學術評價問題，并不只是評價問題，更是一個治理問題。解決治理難題，學術評價也就因此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抓手。通過學術評價的理性化，可以有效冷卻大學治理的浮躁狀態，推動大學治理的理性化和現代化。從治理角度來分析學術評價，就不能只從評價手段和方法入手，而更應該討論該不該評、為什么評、由誰來評。從問題的哲學層面看，答案顯而易見：學術評價的根本目標并不在于學術評價本身，不在于各種指標和數據的光鮮亮麗，而在于能夠實現研究型大學的辦學宗旨，真正促進學術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知識的原始創新和高水平人才的培養。要提高學術生產力，就需要充分調動大學和學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不是形成約束。

大學走向善治，需要緩解過重的外部問責帶給大學的壓力，避免大學不顧辦學規律和學術規律，被各種排行榜和外部指標牽著鼻子走。這就需要通過合理授權來涵養大學理性、自主的成熟品質。只有具有理性和自主的品質，大學才有可能立足時代自我定位，自覺在學術規律和社會需求中探索適宜的結合點，而不會簡單地隨波逐流。

學者自主科研，就需要把面向績效的學術評價轉變為面向創新的學術評價，避免學術評價標準化、工具化和商品化。學術評價應該奉行簡單樸素不折騰的原則，在評價之前多問幾個“為什么”，從而營造靜水深流的學術環境、發展成熟的學術共同體，并盡可能將學者從紛繁復雜的各種指標和利益關系中解脫出來，為學者探究高深學問和追求真理留足自由空間。

（胡娟 覃一鳴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