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學社會服務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縮影，從弗吉尼亞大學的宗旨到威斯康星思想，從《莫里爾法案》頒布到贈地學院崛起，從“三螺旋”理論模型確立到知識生產模式變革，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經歷了內涵豐富的演變歷程，大學不再被動地適應社會發展，而是以更加主動和開放的姿態促進社會進步，社會屬性已完全嵌入大學運行體系之中，成為大學運行的重要推動力。

威斯康星大學校長查爾斯·范海斯提出，“服務應該是高校唯一的理想”，他認為大學不僅要發展創新知識，更要使之解決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的實際問題。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強調，“一所大學能在國家的歷史上占一個位置，不是因為其學識，而是因為其服務精神”。社會服務是大學的重要使命，是大學提升社會價值和學術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不斷重塑著大學的整體面貌。在知識經濟背景下，知識生產的泛在性和社會化日益突出，大學已不單單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的生產性組織，更是在社會生活中產生教育效能和教育產量的服務性組織。大學教育是一種社會參與性活動，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是將大學產生的理論應用實踐活動的總和，其在社會需要中產生，同時又作用于社會發展。因此，我們要理性認識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價值屬性，增強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能力和服務質量，推動一流大學建設。

學術性是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本質內涵。大學自中世紀產生以來，始終是一個學術組織，是探索和傳播高深學問的場所。美國著名教育家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中提出，“大學憑常規的學術功能，通過教學項目、科學研究和技術援助等手段承擔著滿足社會需求的重要職責”。大學要走出象牙塔，不僅要堅守學術自由的基本原則，承擔起學術研究的社會責任，更要充分利用其特有的學術資源、學術能力為社會解決復雜性問題。在傳統認知里，學術研究強調高深學問的探索，而社會服務注重應用性實踐。在急劇變革的時代下，大學與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大學作為一種學術機構的價值逐漸凸顯，其存在的合法性與重要性在培養社會所需的人才和生產社會所需的知識中不斷增強，學術和服務的理念逐漸耦合，成為服務于社會受眾的知識生產、傳播、創新活動，這是社會服務在新時代背景下的轉型升級。

滲透性是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發展趨勢。高等教育的歷史發展中，大學是以人才培養為中心的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統一整體，社會服務則是大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職能的合理延伸，三者相輔相成、并駕齊驅，彼此間相互兼容，相互協同。但隨著社會融合發展時代的到來，大學社會服務廣泛融入大學的運行系統中，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人才培養都始終貫徹著服務社會的發展理念。與此同時，社會服務職能的履行也使二者更具有針對性。一方面，大學在人才培養上注重企業的參與，通過以就業為導向、以能力為中心的多樣化培養方式，為社會發展提供充足的復合型創新人才。另一方面，隨著大學與社會的結合越來越緊密，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科教融合逐漸向多元化發展，大學利用自身優勢和特色，把發展學術、提高學術水平視為服務社會的最佳方式，向社會提供企業孵化、技術轉移、知識傳播等科技服務。

公益性是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價值尺度。當前，多元化的大學社會服務正在得到重視，社會服務理念不再處于學校的邊緣，已經貫穿到大學活動的方方面面。隨著全球化時代、“互聯網+”、大數據、智能化技術的發展，大學已成為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服務也由單向的公共服務向雙向的公共參與演變，校內外的雙向、多向活動逐漸突出，大學—社區的參與、產學研協同創新發展等模式被普遍接受。大學拓展了社會服務范圍，強化了大學與公眾利益、社會場域的聯系，為人類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系與互動，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既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內外部環境的嚴峻挑戰。高等教育和其他行業領域一樣，需要置身于國內外大背景下進行審視、考量與研判，承擔起時代賦予的歷史重任。隨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大學應站在服務社會發展的新高度、新視角來制定辦學戰略規劃，通過深入高等教育具體實踐層面貫徹落實其服務經濟社會的理念，以一流服務助力一流大學建設。

（劉碩碩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