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的法學研究，尤其是國際法學研究十分重視和強調國際視野。最直觀的表現就是許多法學院大量引進具有海外學術經歷的中青年學者進行國際法教學和研究。的確，數年的海外研究或求學經歷往往使得這些學者能夠更容易憑借自己的語言優勢翻譯、研究、介紹、比較和引進西方的國際法治理論和制度，并生產出相當數量的學術成果。然而，這就表明我們的國際法研究具備了國際視野嗎？在建立中國國際法研究的國際視野時，我們恐怕需要注意區別國際法研究中的國際視野與西方中心主義視野。
區別國際視野與西方中心主義視野的關鍵，是厘清國際法中的“國際性”與“西方性”。“國際性”是國際法的本質屬性。但是，國際法真的“國際”嗎？它真的是由全人類共同創造出來并規制世界各國行為的法律嗎？倘若了解其發展歷史，便知并非如此。
現代國際法始于16世紀的西班牙薩拉曼卡學派，后又因格勞修斯等學者的完善以及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在歐洲的建立而趨于成熟。迄今為止，國際法已經形成了一整套以西方基督文明為中心的話語體系。比如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話語和名詞，如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司法獨立、民主等，起初只是西方國家的本土產物，現今已被認為是超脫于時代、文化和國界的國際法治理念。國際法學的諸子學科，如國際人權法、國際環境法和國際航空法等，也多形成于西方知識體系并主要由西方學者引導研究。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國際法被高度西方化了，以至于許多人認為“國際性”即“西方性”，研究國際法必談“西方理論”和“西方經驗”，并以此指導中國的國際法實踐，而這便形成了所謂的“國際視野”。
那么，國際法的“國際性”是否等同于“西方性”？從應然的角度來說顯然不是。首先，“國際性”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意味著國際法關注的對象是由200多個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形態各異的國家和地區組成的世界。這些國家和地區曾經彼此隔絕，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它們之間的聯系愈加緊密，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開始推進國際（或區際）合作以應對人類社會中的一些共同問題，逐漸形成了國際交往中的一些規則和制度。現代國際法雖然起源于西方，但“西方性”僅是一個局部概念，西方視野下的國際法應當僅是國際法發展中的一個分支流派，并不能代表全部，更不能越俎代庖，代替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制定規范它們行為的法律。以“西方性”代表“國際性”，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
從實然的角度來看，現代國際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確長期以西方為中心。這種西方中心主義固然是因為西方在國際法研究領域中“先入為主”，但更是因為西方世界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現代國際法與西方勢力的全球擴張相伴而生。國際法在形成和發展中產生的各種理論、制度和實踐，大都是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權力關系中構出并維護和強化了這種關系。西方通常在國際合作中處于優勢地位，以自己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偏好為基準定義了什么是國際法中的“真理”，并將這些標準通過教育、學術研究等媒介根植于人的意識之中。然而，西方國際法理論和實踐發展至今，仍無法妥善解決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種族沖突等全球性問題。近年來，即使西方國家自己也在懷疑和批評一些曾經備受推崇的國際法治理念和制度。
綜上可知，即使是從實然的角度而言，“西方性”也不可能等同于“國際性”。當下國際社會中的諸多“黑天鵝”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暴露了西方中心主義式的國際治理模式的弊端。換言之，主要依據西方理論和經驗建立起來的傳統國際法治模式已無法適應日趨多極化的新型國際發展格局。
目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法律體系面臨轉型和改革的挑戰。作為國際法研究者，不應再僅僅依賴西方理論和經驗對國際法進行“小修小補”，而是需要形成自覺，辯證地審視和批判現有的西方中心主義視野，將國際法問題放到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語境下去思考，積極探索不同文明為解決人類共同問題而采取的多種路徑和方案。當然，這并不代表我們排斥海外經歷對形成國際視野的貢獻。研究國際法不但要認識他國理論或實踐，而且要將跨文化體驗內化成一種思考國際法問題的多元視角。
（陶南穎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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