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視域中，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已通過實踐唯物主義得到科學解答。然而，思維如何有效把握存在進而指導實踐的問題，始終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的方法論命題。對于一個政黨而言，思維方法的科學性與時代性，直接關系到其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深度、對時代課題的回應能力。正是在這一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交織中，全面性思維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思維方法，逐漸從經驗總結升華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時代特征的方法論體系。

從高頻詞到方法論：

全面性思維的理論自覺

黨的十九大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全面”一詞分別出現96次、109次，這一數據絕非偶然的語言偏好，而是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對思維方法的理論自覺的集中體現。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從“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作為核心概念貫穿于黨治國理政的全領域、各環節，本質上反映了一種系統性、整體性的思維范式。這種思維范式的要義在于：既強調對事物本質與規律的全景式認知——通過全方位、多維度的觀察與分析，把握對象的各個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又注重行動方案的周密性與協同性——在認知基礎上構建邏輯自洽、要素耦合的實踐路徑，最終實現主觀目的與客觀規律的辯證統一。

從哲學淵源看，全面性思維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實踐—認識—再實踐”邏輯高度契合。全面性思維既非脫離實踐的玄想，亦非碎片化的經驗總結，而是以實踐為根基的“知行合一”方法論。它既要求“知”的全面性——通過系統思維把握事物的普遍聯系，又強調“行”的協同性——通過戰略協同避免單一維度的實踐偏差，本質上是對中國傳統“知行合一”智慧的創造性轉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時代化發展。

在傳統哲學話語體系中，“全面性”往往被視為辯證思維的衍生特征（辯證思維的三大特征是聯系性、發展性、全面性）。但隨著社會實踐的不斷復雜化和理論研究的日益深化，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認知。其一，辯證思維的核心在于矛盾分析，其關注重點在于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關系，雖強調聯系與發展，卻天然帶有“抓主要矛盾”的實踐傾向；而全面性思維更加聚焦于矛盾系統的整體性，它要求在把握主要矛盾的同時，也不忽視次要矛盾的相互作用，從而有效避免落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誤區。其二，辯證思維作為一種普適性方法，難以完全涵蓋戰略思維、系統思維、法治思維等具體思維形態。其三，從語義學角度看，“全面”在漢語語境中具有“完整、周密、覆蓋所有維度”的豐富內涵，將其凝練為獨立的思維方法，更便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話語體系，避免因概念嵌套導致的理解歧義。

從具體方法到方法論體系：

全面性思維的統攝性建構

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思維方法：從早期的“五大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到“六大思維”（新增歷史思維），再到文獻梳理中提及的系統思維、民本思維、精準思維等，形成了一個層次分明、功能互補的方法論群落。戰略思維著眼于全局與長遠，為決策提供宏觀視角；歷史思維則強調歷史邏輯與現實觀照，幫助決策者理解過去與現在的聯系；系統思維關注要素之間的關聯與結構優化，促進決策的全面性；法治思維強調規則權威與程序正義，確保決策的合規性；底線思維聚焦風險防控與邊界劃定，保障決策的安全性；民本思維堅守價值立場與人民主體，確保決策的人民性。創新思維能夠突破傳統思維模式，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以便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識別潛在機遇和威脅，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創造性的戰略計劃。與此同時，每種思維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如戰略思維可能因過度抽象而忽視細節，歷史思維可能因沉溺經驗而弱化創新，系統思維可能因強調協同而降低效率。

全面性思維的本質是通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方法論原則，實現對具體思維方法的有機統攝。它不是具體思維的簡單疊加，而是通過“多角度分析—多手段驗證—多主體協同”的實踐機制，確保決策既符合歷史邏輯（歷史思維）、又把握現實矛盾（矛盾分析）、兼顧長遠目標（戰略思維）、嚴守規則邊界（法治思維）、防范重大風險（底線思維）、回應人民需求（民本思維）。這種統攝性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在認知維度上，全面性思維要求突破單一視角的局限，構建“宏觀—中觀—微觀”的全景式認知框架。其二，在實踐維度上，強調“頂層設計—中層銜接—基層落實”的協同機制，避免政策執行中的“碎片化”。其三，在價值維度上，堅持“真理尺度—歷史尺度—人民尺度”的統一，確保發展成果既符合客觀規律，又順應時代潮流，更滿足人民需要。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論體系，正是全面性思維的典型體現。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新發展理念到新發展格局，從“中國之治”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重大理論創新無不貫穿著全面性思維的精髓——既聚焦主要矛盾（如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又不忽略次要矛盾所產生的連鎖反應；既強調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又注重基層探索的創新性；既堅持社會主義本質規定性，又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這種思維方法不僅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構建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

從理論創新到實踐指引：

全面性思維的現實必然性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與“風險挑戰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一局面不僅體現在地緣政治的緊張關系上，還包括環境問題、資源短缺、人口問題等全球性挑戰。從國內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相互疊加，傳統矛盾（如城鄉差距、區域發展不均衡）與新出現的問題（如數字鴻溝擴大、代際間觀念沖突）相互交織，使得單一思維模式難以有效應對那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系統性問題；從國際看，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交織，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疊加，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方式已無法適應“萬物互聯”的時代特征。在此背景下，全面性思維的現實意義愈發凸顯。

其一，全面性思維是破解“發展悖論”的關鍵鑰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積累了生態環境破壞、城鄉區域發展不均衡等問題。這些問題本質上是單向度發展的結果。全面性思維要求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強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統籌推進，為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矛盾提供了方法論指引。

其二，全面性思維是應對“全球之變”的戰略選擇。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恐怖主義）日益增多，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全面性思維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生動實踐。它既堅持本國發展的主體性，又強調各國利益的共同性；既維護國際規則的權威性，又推動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既關注當下的危機應對，又著眼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這種思維方法超越了零和博弈的西方中心主義，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

其三，全面性思維是強化“理論自覺”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全面性思維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凝練的方法論，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精髓，又吸收了中國傳統智慧（如“陰陽和合”“天人合一”）的養分，更回應了新時代的實踐需求，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支撐。它不僅深化了對“中國之治”的理論闡釋，更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話語場域的解釋力與引領力。

從“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探索，到“頂層設計+基層創新”的系統推進，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中不斷深化對思維方法的認知。全面性思維既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既是應對復雜時代挑戰的實踐需求，也是自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體現。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全面性思維將繼續發揮其“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指導作用，引領我們在把握規律中增強歷史主動，在應對挑戰中彰顯理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方法論支撐。

（作者：吳朝邦 丁邦文 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喀什大學）研究員；喀什大學黨委書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