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古代文學學術演進歷程中，有兩個時間節點值得銘記：一個是2005年，另一個是2024年。2005年，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基于多年探索、思考與研究，和他的學生沙紅兵博士合作發表《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一文，展現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呼之欲出的初始面貌。2024年10月，吳承學教授率領學術團隊推出五卷本《中國古代文體學史》，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標樹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豐滿健碩的身軀。2025年1月6日，《導向·標準·示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原創學術理論分析報告》發布，“中國古代文體學”入選“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十大原創學術理論”。

文體學是富于中國特色的文學學術

1953年，美國文學理論家M. H.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學活動四要素”說，認為作品、世界、作家、讀者這四個要素在文學活動中形成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體關系。但他卻忽略了四要素的“中介”——文體。就其客體性質而言，文體是諸多作品的集合體，多層級、多向度、多樣化的文體自身構成一個具有自足性和自洽性的文本世界；就其主體性質而言，文體是作家、傳播者、讀者等個體或群體表達與實現交往需求、言說需求、心理需求等社會行為的最佳媒介，并由此與“世界”水乳交融。因此，抓住文體就等于抓住文學學術的“綱領”，可以提綱挈領地聯結創作、批評、傳播等一系列文學活動，激活文學活動的整體活力。

進一步看，文體是富于中國特色的文學要素，文體學是富于中國特色的文學學術。西方的文學學術研究范式，習慣于區分“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前者依賴于語言學、修辭學、哲學等學科的襄助，深入剖析文學文本的語言結構、修辭技巧與哲學意蘊，探尋文學作品自身的內在特質與審美價值；后者則取資于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心理學等學科的滋養，探究文學作品與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歷史背景、作者心理等外部因素的復雜關聯與互動影響。與之相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樞紐性要素，中國古代文體與文體學不僅承載著語言藝術的審美表達功能，更在知識生產、文化傳承、價值建構及社會治理等多個維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學術體系、維系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關鍵。

秉持中國本位的學術立場

《中國古代文體學史》所蘊含的學術智慧體現為堅定不移地秉持中國本位的學術立場。以中國古代文化語境與文章語境為根基，回歸本土學術傳統，孜孜矻矻地汲取中國數千年文化的寶貴資源，并慧眼獨具地擷取其中精華，為理解中華文明傳統中的文體演變提供了極具啟示性的闡釋框架。

“文體學史”的基礎是史料。《中國古代文體學史》突破了以往文學學術研究的限制，接續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在史料的挖掘上不僅關注《文心雕龍》等經典的文體學著作，還將視野拓展到浩如煙海的傳世文獻，取材之廣幾乎無所不包。

“文體學史”的關鍵是史識。《中國古代文體學史》聚焦于文體學的內在動因、形態特征、文化內涵及發展過程，廣泛涉及歷代政治制度、文化生產、學術思想、文獻編纂、文學創作等社會現象，關注這些社會現象與文體觀念、文體批評、文體風格、文體形態、文體類型之間的因緣，抽絲剝繭，探尋數千年文體學發展的構成因素、運行機制與演變規律。文體學的發展與文體的演變緊密相關，但又有著各自的獨特節奏。在先秦時期，各種文體尚處于雛形階段，直接闡述文體觀念的文獻極為稀缺，文體學更多地以潛在的文體意識和觀念形式蘊藏于文字的構形規范、文獻的命篇命體與文辭稱引等現象中。而秦漢時期的職官制度、文書制度、經學思潮、圖書編纂等，則成為孕育和催生文體學的“孵化器”。魏晉時期，各種文體百花齊放，文體學文獻大量涌現，人物批評、作家寫作、總集編纂、文筆之辨、文章溯源等文學現象與文體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玄學、小說、翻譯、佛道思想對文體發展及文體批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體學意識得以強化，文體譜系由此建立。唐宋元時期，在駢散交融、詩詞并興、雅俗分流的文學語境中，“辨體”成為文體學的核心概念，文體分類學、文學風格學趨于成熟，文體研究體式豐富多樣，文體譜系的構建更為自覺，各專類文體學爭相發展并趨于成熟。明清時期，文體學幾乎成為顯學，相關文獻不勝枚舉，文體源流、文體形態、文體分類、文體批評、文體學史等領域的研究全面展開，呈現出集大成與新開拓并舉的局面。到晚清民國時期，在西學輸入、白話文興起、報刊盛行的歷史語境中，中國古代文體學步入新舊交替、中西交融的轉型時期，文體形態、文體觀念、文體理論等均發生了明顯的裂變，同時也展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

建構學術研究的理論范式

《中國古代文體學史》的學術智慧，還體現為自覺地建構學術研究的理論范式。吳承學教授繼承劉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文體學研究范式，明確提出“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的方法論，將中國文體學的豐厚傳統與現代學術意識結合起來，體現了中國學者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的開拓精神。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T. S.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科學共同體成員在一定時期內因遵循共同的范式（paradigm）而凝聚，這是學科成熟的必要條件。以此為據，吳承學教授提出“四維”方法論，并貫徹其中，這標志著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的成熟。

與西方19世紀以來“文學”概念所涉及的范圍不同，中國古代文體學以中國傳統的“文”的概念為基石，始終強調文體實用性與審美性的統一。《中國古代文體學史》致力于讓古代文體學重新煥發生機，生動地展現出中國古代文學豐富而深厚的面貌。

在繼承中國傳統史學、文學研究范式的基礎上，該書注重引入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既保留了傳統研究的精神趨向，又吸收了現代研究的優勢特點，使文體學研究更加科學、規范。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展開古代文體學研究，使文體學在保持“文學”本真面貌的同時，又兼具“文化”的綽約風姿。

追求殊途同歸的學術理想

《中國古代文體學史》運用獨特的“中國話語”，注重融貫中西學術，講述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生動故事，使之融入世界學術版圖，為世界文學理論寶庫增添具有中國智慧的獨特理論資源。這正是錢鍾書所向往的“博覽群書而匠心獨運，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來歷而別具面目”的學術境界。

人類文化既有多樣性，也有包容性，是包容的多樣與多樣的包容的統一體，應以相互交流與相互理解為基礎，這應該是古今中外人們的共識。但是，如何在現代語境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古人的概念和命題，使之從一種特殊的、地方性的話語轉變為一種普遍的、全球性的話語，從而參與國際對話，這畢竟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無數哲人孜孜探求的文化難題。我曾經提出這樣的思考：“既然我們闡釋這些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概念和命題的時候，不得不借助于‘現代思想’（與‘西方思想’幾乎是同義詞），不得不采用‘公共話語’（與‘西方話語’幾乎是同義詞），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做到既原汁原味地保持這些概念和命題的本來涵義，又使它們化蛹為蝶而暢行無阻地步入國際對話殿堂，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呢？這無疑是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還有待我們深入探究、勤奮實踐，從而取得更為圓滿的解答。”我設想的最佳途徑是：“以中國古代的文學文本、文學現象、文學歷史為研究對象，在貫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語境中，提煉、總結、發揮、建構足以體現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的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建構中華文化自身的理論框架、學術話語和敘述方式，從而為世界文明增光添彩。”

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文體學史》為學術界樹立了榜樣。在繼承古典學術傳統方面，此書深入汲取中國傳統史學的精華，對古代文體學的發展脈絡進行細致梳理，從先秦諸子的文體學萌芽、唐宋元時期的文體學成熟，到明清時期的文體學鼎盛、晚清民國的文體學新變，構成中國古代文體學源遠流長的歷史。此書作者致力于賡續和闡釋20世紀以來曾經中斷的傳統學術，回歸中國本土理論傳統與古代文化語境、文學語境，重新“發現”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中國古代文體種類繁多，辨體理論極為成熟，歷代作家對各類文體的駕馭爐火純青，對各類文體的變革各顯神通，對各類文體的批評鞭辟入里，這種狀況置于世界文學之林都是極為罕見的。該書提倡堅實地扎根于本土文化，深入探尋古代文體背后潛藏的文化密碼，這正是中國智慧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生動彰顯。

在倡導現代學術理念方面，該書以全球學術視野為參照，將中國古代文體學置于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該書始終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積極借鑒西方理論與方法，為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注入“源頭活水”。該書作者在研究文體形態等問題時，適度吸納西方文體學中的形式分析方法，但絕非生搬硬套，而是結合中國古代文學實際，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與創新，將西方理論與方法巧妙地融入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體系之中，實現中西學術、中西智慧的有機融合，展現出一種既開放包容又堅守自我的學術態度。

當然，在“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文體學故事”的書寫實踐中，該書還留有一些繼續開拓和深化的空間。例如，在文體分類理論上，西方習慣進行“語義”分類，往往在抽象思維中進行文體分類的推衍，是一種“理論性”或“抽象性”的文體分類理論；而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則更多地與行為方式、應用場景、文化功能等“語用”相關聯，因此往往在分類實踐中體現或闡發分類意識，是一種“實踐性”或“實用性”的文體分類理論。該書如果進行細致入微的比較，應該能夠更加清晰地展現中西文化的異同和中國智慧的精要。

總之，《中國古代文體學史》在彰顯中國智慧方面成績斐然。它堅實扎根本土文化，精準把握歷史脈絡，自覺建構理論范式，靈活貫通中西學術，為學術界在跨文化研究中如何彰顯中國智慧提供了寶貴借鑒。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說：“因為智慧與知識不同，智慧是應用已知的知識去明智地指導人生事務之能力。”人類的文明傳承、文化傳統借助于智慧，始終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脈中流淌，成為人們企望與追求真理的精神源泉。

（作者：郭英德 河北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