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標志性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區別。我們要處理好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辯證關系，發揮其互補作用，推動依規治黨深入黨心、依法治國深入民心，統籌推進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一體建設。

處理好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正確處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關系。”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基本關系為各有側重的互補關系。

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共同促進“中國之治”。管黨治黨與治國理政是“中國之治”的兩個重要面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中國之治”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之治。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在國家治理體系所包含的制度中，黨內法規居于首席；在中國共產黨之治所依據的各類制度、所遵循的各種規矩中，黨內法規擔當脊梁。黨內法規是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的專門規章制度，凡是涉及創設黨組織職權職責、黨員義務權利、黨的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的，只能由黨內法規作出規定；凡是涉及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黨內法規規范事項，只能由中央黨內法規作出規定。黨內法規在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因此，中國共產黨之治的關鍵是依規治黨。

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共同確保黨依法執政。黨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著重解決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問題；依規治黨是管黨治黨的基本方式，是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管黨治黨的重大創舉，著重解決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問題。黨依法執政，必然要將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緊密結合起來，雙輪驅動、齊頭并進，在法治軌道上將治國理政和管黨治黨貫通起來。

發揮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互補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發揮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互補性作用，確保黨既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又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從嚴治黨。”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互補性作用，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依法治國為依規治黨提供基礎和依托。國家法律為包括黨組織在內的各類組織、包括黨員在內的全體公民劃出行為底線，提出共性要求。依法治國強調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提升全社會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意識。這對于廣大黨員干部養成尊規學規守規用規的意識，具有積極促進作用。依法治國的規則意識、限權思想、權由法定觀念乃至成熟的立法技術都可以為依規治黨提供有益借鑒。依規治黨以依法治國為依托，必將為管黨治黨注入更多法治元素。

依規治黨為依法治國提供引領和保障。黨內法規在很多地方比國家法律的要求更嚴格，是在國家法律基礎上的“二次調整”。黨內法規可通過在某些方面率先作出嚴格要求，以良好黨風帶動政風社風民風，進而促進國家法律不斷健全完善，產生依規治黨引領依法治國的良好效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黨內法規是對黨的指導思想的制度化、法規化表達，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將健全“兩個維護”制度體系作為首要政治任務。黨章將“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規定為黨員的義務，《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規定：“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干部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增強法治意識、弘揚法治精神，自覺按法定權限、規則、程序辦事，決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決不能違規干預司法。”《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還專章規定了對違法犯罪黨員的紀律處分。貫徹實施好相關規定，能夠為依法治國提供堅強有力的保障。

推動依規治黨深入黨心民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規治黨深入黨心，依法治國才能深入民心。”這說明依規治黨不僅與依法治國具有互補性關系，而且對依法治國具有決定性意義。

依規治黨深入黨心的關鍵在領導干部。我國有上行下效、“以吏為師”的文化傳統。領導干部具體行使黨的執政權和國家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方向、道路、進度以及效果。依規治黨的一個重要功能在于，通過實施黨內法規促進領導干部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當前，有規可依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黨內法規的實施還存在薄弱環節，個別黨員領導干部黨規意識淡薄，必須通過增強黨內法規權威性和執行力加以改觀。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應從黨性著眼、從信念入手。黨心、民心皆為人心，人心以信念為基礎。信念是制度得到切實有效執行的內在力量，是制度能夠發生實效的主觀要素。大量黨員干部違紀違法的案件表明，一些黨員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通常信奉“潛規則”而漠視“明規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該把尊法放在第一位，因為領導干部增強法治意識、提高法治素養，首先要解決好尊法問題。只有內心尊崇法治，才能行為遵守法律。只有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把這種理念運用到依規治黨之中，就是強調“依規治黨深入黨心”。這要求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從黨性著眼、從信念入手，發揮黨內法規的教育、引導、評價、規范、制裁等功能。

統籌推進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要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歷史使命、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堅持二者統籌推進的基本路徑是健全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銜接協調機制，直接目標是形成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

健全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法規銜接協調機制。統籌推進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一個關鍵問題是落實好“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不僅將“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銜接和協調”確立為黨內法規制定工作的重要原則，而且規定了黨內法規前置審核、黨內法規沖突處理、黨內法規備案審查等程序機制，以確保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深化立法領域改革”進一步作出“健全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法規銜接協調機制”的部署要求。一方面，基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大量改革舉措涉及國家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纂，相關黨內法規也要及時跟進調整，以及時消除不適應、不一致、不銜接、不協調等問題。另一方面，在改革推進過程中，國家立法機關要注重將黨內法規中的一些可以、適合、應該轉化為國家法律的制度規定，及時轉化為國家法律制度。為此，必須健全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法規銜接協調機制，以確保二者對接聯動、同頻共振、形成制度合力，防止出現制度合成謬誤。

形成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目前，這一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體現為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之間的四種關系形態。一是“自轉”與“公轉”相統一的基本形態。此種形態下，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在各自專屬調整范圍內分工負責又同向發力，類同行星“自轉”，二者同時圍繞黨依法執政和全面領導發揮作用，類同行星圍繞太陽“公轉”。二是銜接互補形態。一方面，在黨的領導活動中，國家法律側重于確認黨的領導地位或者黨對某方面的領導權，至于黨如何領導，則主要通過黨內法規進行規范。另一方面，當某一主體兼具黨員和公民、黨的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等多重身份時，需要在國家法律規定基礎上，由黨內法規進行二次調整。三是共同但不同側重調整形態。包括三種情形：第一種是在黨的主張向國家意志轉化過程中，在黨委集體決策、黨委意圖向有關單位黨組（黨委）指示傳達、有關單位黨組（黨委）推動黨委決策轉化為國家政權機關決策意向等環節，主要由相關黨內法規作出規定；在有關國家機關通過制定出臺法律法規、作出行政決定、作出司法裁判等實現黨的主張向國家意志轉化的最終環節，則主要由憲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作出規定。第二種是在黨組織推薦的人選成為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過程中，對有關領導干部人選推薦、提名環節的工作由相關黨內法規作出規定，至于選舉、任命環節的工作則由相關組織法等作出規定。第三種是對于需要黨強力領導甚至直接管理的有關國家和社會事務，根據事項特點，或由黨內法規作出原則性規定、國家法律作出具體規定，或由國家法律作出原則性規定、黨內法規作出具體規定。四是交替互動形態。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制度規范健全完善方面的互動。黨章與憲法之間的互動最為典型。另一種是制度遵守和執行方面的互動，主要表現為黨內法規推動黨組織和黨員帶頭落實國家法律，國家法律以其強制力為黨內法規實施提供兜底保障。此外，針對黨政同責的領導事項、黨政兼有的保障性工作等，采取黨政聯合制定黨內法規的形式，實質上屬于黨規國法一體化調整的特殊形態。

在全面依法治國框架中處理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的關系，將作為全面從嚴治黨范疇的依規治黨納入全面依法治國場域并與依法治國統籌推進，深刻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時代性、原創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依規治黨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研究”（21＆ZD042）階段性成果）

（作者：王偉國 中國法學會黨內法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